中国精神研究述评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者:魏泳安 时间:2019-06-18
0 论中国 字号:A-A+
分享到: 收藏 打印

下载.jpg

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中国精神的研究,既是一个伴随着几千年中华古老文明发展而来的历史性命题,也是一个促动中国现代化转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性命题,更是一个维系当前发展和变迁背景下的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和精神世界安定的关键性命题。可以说,中国精神及其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思想理论界所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对于这些已有的学术研究历程和思想成果的考察和分析,既能为当前中国精神的深化研究总结既有经验、厘清思路,也能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改革共识作出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精神研究的百年钩沉

中国精神是一个与中华民族同在的话题,是深植于几千年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和文化发展的精神基因和集体意识,自古以来,对于中国精神及其教育问题的探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关涉的核心命题。但是从中国精神本身所蕴含的语义来看,“中国精神”和“中国”①的概念一样,是在文化参照的基础上形成,即,中国古代文明的精神要素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中产生,在这一层面上,中国精神表现为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制度、文化、历史、社会等共同发散出来的精神气质。但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与西方列强交流交锋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参照量,中国人逐渐开始从近代民主和科学的视角,反思和自觉中华传统文化,中国精神正是在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对立冲突过程中萌生的国家和民族集体意识,也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参照基础上,中国精神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表征,才显得更为清晰完整。近代以来,怀有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反思意识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根源于文化危机,实现民族现代化本质上是文化反思和自觉基础上精神重振。因此,真正意义上开启中国精神的历史建构,是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和科学为文化参照,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重构,中国的民族观念和国家精神在文明参照和文化交流过程中逐渐由自在转向自觉,中国精神在不断地现代转型过程中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近代中国精神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是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大肆侵略下,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遭到破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严峻的民族危亡关头,中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以精神自觉的态度审视、重铸中国精神,促进民族觉醒。这一时期中国精神的研究主要是对“重铸中国魂”问题的讨论,其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他在1899年发表的文章《中国魂安在乎》中,首次提出了“中国魂”的概念,“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②进入20世纪,“重铸国魂”的讨论成为一个时代话题,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国魂”“国民性”“立国精神”“中国文化精神”“国民之元气”等问题的讨论当中,例如,1903年出版的《游学译编》中对“民族主义之教育”的呼吁;20世纪初《江苏》杂志发表的《国民新灵魂》《民族精神论》,《浙江潮》杂志连载的《民族主义论》《国魂篇》,《国民日日报》发表的《中国魂》等文章对中国精神和国民性等问题的反思。此后,辜鸿铭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通过将中国人与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比较,揭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释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价值,他指出:“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精神的状态,一种灵魂的性情……简而言之,它是一种心态,或者用诗人的语言说,是一种平静而受到庇佑的心态”③,进而他概括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华民族的特质,即“深沉、博大、淳朴、灵敏”。概括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精神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民族危亡关头的精神自省和精神自觉,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和民族认同;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精神的讨论更多的是对国民性批判和“重铸国魂”的倡导,对中国精神的认知较多停留在感性层面上,没有能够系统完整地提出建构中国精神的思想理论。

中国精神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至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宣传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促进中华民族精神自觉、精神解放的文化现代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而且力图以民主和科学为参照,构建新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李大钊就曾明确指出:“我认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所以我们解放运动的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④。尤其是到了新文化运动后期,“五四”运动的爆发,为中国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新的历史篇章,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精神的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纵观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道德革命、文学革命以及深刻的国民性批判等,深化对于中国精神的理解;以梁漱溟、冯友兰、贺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论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精神作了新的概括和理解;同时以《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国民》为代表的学术刊物,为宣传和倡导新思想、新精神和新道德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余家菊、李璜、陈启天等人为代表“国家主义教育”派,提出了以国家主义教育发展国性、奠定国基、维护国权,培养国人的自尊精神与独立气概的主张,这种以“培养国家精神来拯救国家”的主张对传播和弘扬中国精神发挥了作用。

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促进民族富强和繁荣的奋斗历程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赋予了中国精神以新的内涵,实现了中国精神的重塑与升华。⑤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涌现出了一系列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虽然这一时期专门研究中国精神的著作并不多见,但围绕着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和建设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理论工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的主张,凝练概括出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精神的时代内容,促进了中国精神的更新与升华。例如,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撰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井冈山上的斗争》《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凝练和传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早期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救亡日报》《红色中华》《新民族》《共产党人》《解放日报》《呐喊周报》《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发表和宣传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成为中国精神传播的主要阵地。此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涌现出来的《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吕梁英雄传》《东方红》《红旗谱》《青春之歌》《英雄儿女》等文艺作品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中国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摆脱了“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思想禁锢,以改革、创新、开放的姿态将中国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和思想生机。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国精神研究的纵深化和专门化趋向日益明显,围绕着“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核心议题,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例如《中国精神》《20世纪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精神论》《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华民族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国民族性》《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形成与凝聚新论》《中华民族精神论纲》《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等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精髓和时代转化问题。尤其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之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为学术界所讨论和关注的核心话题。但能够看出,这一时期学界对于中国精神研究和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研究没有进行明确地区分,中国精神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概念,直到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精神”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纳入中国精神的体系当中,系统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精神”的概念,这成为中国精神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自此,中国精神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概念,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截至2016年5月,学界研究中国精神的代表性专著就有《中国精神教育读本》《中国精神——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梦之中国精神》等;在2016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选题中,明确将“中国精神及其教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重要选题之一;学界对于中国精神的概念、内涵、要素、价值、关系和培育路径等的研究也日渐精细和成熟。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精神的研究,将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文化自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通过实现中国梦、坚持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赋予了中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二、当前国内研究综述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中国精神的概念,提出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命题以来,对于中国精神及其教育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并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对于中国精神及其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即,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视角探讨中国精神及其现代转化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历程中发掘当代中国精神建构的理论资源和思想精髓;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和现实境遇中凝练中国精神,总结其教育宣传的方法经验。

1.中国精神及其教育的必要性研究

国内学界对于中国精神及其教育的必要性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从当前中国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精神困顿和心灵失序问题出发,提出中国精神对于满足人民精神需要、凝聚社会共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二是从中国精神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导向和功能作用角度,提出中国精神对人的心灵秩序、社会精神风尚、国家精神力量所具有的独特效用,阐明了中国精神及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首先,在中国精神及其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研究方面,有学者指出,在当前“后文化时代”,针对人的心灵失序、生存困顿以及知识界元话语创制能力缺失的问题,需要构建一种“新历史理性场景”,即,以回归“文化母体”的方式实现民族“集体性的精神突围”,具体而言,就是探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精神性存在”的历史经验、结构谱系、逻辑关联以及现代转化等问题,实现中国精神的锻造与刷新。⑥有学者基于改革变迁的视角指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快速变迁,在时空范围内表现为高度的紧迫感和强烈的变幅,对个体的心理、思想以及精神体验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这就需要以中国精神的构建来使个体获得生命的连续感、生活的意义感和生存的安定感。⑦有学者从享乐主义的种种表现出发,指出当前存在着的物质享乐主义、时尚享乐主义和文化享乐主义等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负面效应,需要在社会精神生活的层面构建迥异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国精神。⑧也有学者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机遇和挑战、价值与内容进行了专门讨论。⑨此外,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背景下,迫切需要找到以中国精神为核心的思想动力和文化自信,当前进一步发掘中国精神的要素之源包括了民族精神、国家精神、现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⑩

其次,在中国精神及其教育的价值导向和功能作用的研究方面,近两年学界主要是从中国精神之于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力量的价值和意义层面展开,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精神是“中国梦实现的精神形态”“中国道路的精神支撑”“中国力量的精神源泉”(11);也有学者基于更为宽广的国际国内视野,指出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在民族层面上能够凝聚民族力量、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在文化层面上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国际层面上能够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12);有学者基于中国精神的教育视角,针对青少年群体的中国精神培育,指出中国精神有利于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有利于保持昂扬状态,有利于立志建功立业(13);也有学者从强化民族性的视角,指出中国精神及其教育能够识别民族身份、激发民族创造性活力、凝聚社会道德、构筑民族信仰。此外,针对社会复杂变迁背景下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问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中国精神对于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作用,即,中国精神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功能、精神激励功能、认知主导功能、人格塑造功能以及情绪疏导功能,能够有效地引导社会心理,化解社会心态的困境。

2.中国精神概念的研究

中国精神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精神所作出的科学界定。自此之后,学界对于中国精神概念的考察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着力,一是在概念的性质定位方面,主要是从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力量的内在统一的角度,判别中国精神的时代方位;二是在概念的内容界定方面,主要是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明确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在这一研究思路下,整体性的中国精神概念研究主要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视角。广义层面上的中国精神概念研究,主要涉及当前中国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性的存在”及来源于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积淀,也是当前中国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整体性概括。广义层面上中国精神的涵义既包括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体现的精神内容,也包括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所体现的国民心态;既包括中国优秀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包括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消极性精神体验和心理倾向,是中国精神状态的整体性呈现;狭义的中国精神概念研究,偏重于中国精神的正向和积极性的理解,认为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体,并基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出中国精神的概念。

从具体的中国精神概念界定来看,有学者从价值哲学的视角,指出中国精神就是整体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贯穿民族历史始终的主体立场和价值观念。(14)有学者从国家精神的视角,指出中国精神就是中国作为国家所体现的精神,是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的文化凝结。(15)有学者基于民族传统和国家复兴的历程,从中国精神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双重维度出发,将中国精神概括为“贵和持中,自强不息”(16);也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精神概念的“三层次说”——中国精神的知识论、价值论、信仰论,所谓中国精神的知识论,是指基于文明历程中华民族对于宇宙、文化以及人等存在本质形成实践性体知,所彰显出来独特精神特质、人文情怀等;中国精神的价值论,是指中国精神所表征的价值指向和价值实现理路;中国精神的信仰论,是指中国精神所体现出的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理性,对于人的存在、社会、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发展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终极精神观照。(17)此外,也有学者从人的精神认知和社会体验视角,指出中国精神来源于人们解决社会矛盾和生存困境的价值追求和生命实践过程,在本质上,中国精神表现为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心理特质、意志品格和意识活动的凝练和升华。(18)

3.中国精神的内容研究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中国精神内容的研究,普遍坚持“两部分说”的观点,即,中国精神的内容包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此为基础,部分学者对中国精神的内容进行了细分,形成了“三部分说”的观点,中国精神包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近代仁人志士在探求民族独立解放和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开拓和创新精神。(19)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精神的“两部分说”和“三部分说”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是基于“历史—现实”或者“古代—近代—现当代”作出的划分,也有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的视角,发掘中国精神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提出中国精神内容的“四部分说”,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的底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精神的基石;“共同理想”是中国精神的凝聚力所在;“集体主义”是中国精神的价值坐标。(20)此外,有研究基于整体性的视角,对中国精神的内容进行体系化的建构,例如,有学者对中国精神的主体、核心元素和基本特质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认为中国精神的主体是个体—国家—民族三个层次的复合化呈现;中国精神的核心元素包括了:爱国主义、中国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刚健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实践的时代精神、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中国精神的内容体现了主体自觉、文化身份标识、政治性的特质。(21)

从上述学界对于中国精神组成部分的研究可以看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基本内容,但这二者均属于整体性的概念,其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要素,因此,学界对于中国精神内容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层面上,而是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所包含的精神内容进行了深入细化研究,使中国精神的精神特质得以完整准确地呈现。首先,从民族精神的视角探讨中国精神,这一研究趋向出现的时间较早,可以说,在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提出中国精神概念之前,学界对于中国精神的研究较多地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进行发掘,例如,张岱年基于传统文化的视角,将中国精神总结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其中四者以“刚健有为”为纲(22);李泽厚将中国精神总结为“实用理性”,即中华民族及中国人对于伦常日用、生存和生活问题的关切;钱穆、林毓生、唐君毅等人则倾向于认为中国精神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即,“对人的尊重的精神”。当前学者基于传统的民族精神,也对中国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学者提出了“六要素说”,即,一统、厚德、包容、勤俭、克己、坚韧(23);也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生成角度,指出中国精神包含着理性发达、仁义至上、乐天知命、伦理本位的突出优势(24);另有学者指出中国精神的历史内涵包括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仁者爱人的道德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开放博纳的创新精神等(25)。其次,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的视角来探讨中国精神的内容,也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学者从改革开放过程中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三个方面对改革创新的中国精神进行了研究。(26)也有学者将中国精神概括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以人为本、和平发展、社会和谐、与时俱进”的精神。(27)有学者基于中国模式的视角,提出中国精神包括了以人为本与人民主体、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和谐发展与和平崛起、艰苦奋斗与开拓创新(28)。也有学者基于实现中国梦的视角,指出中国精神需要不断超越的价值追求精神、自主自为的自律规范精神、奋发图强的自强不息精神、崇尚美德的厚德载物精神、众心成城的团结战斗精神、为国为民的社会公仆精神。(29)此外,有学者从“什么是中国精神”的本体论、“中国精神有何价值和意义”的价值论、“怎样对待中国精神”的实践论三个方面,对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精神的内涵作了系统的阐述。(30)

4.中国精神的关系研究

中国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还包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国家精神等。一方面,这些不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素内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精神凝聚这一目标;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素又具有不同的文化侧重和关注焦点。因此,学界在对中国精神概念和内容进行研究,明确中国精神内涵的基础上,进而对同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精神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厘清中国精神的外延。

近年对于中国精神研究和讨论的学术热潮,缘起于中国梦的提出及中国精神对于实现中国梦的独特价值。因此,学界对于中国精神的讨论,一个主要聚焦点就是中国梦与中国精神的相互关联。(31)总体上来看,中国梦和中国精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当中,一方面中国梦是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的理想目标和前进方向;另一方面,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同时,学界讨论中国精神的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关系问题。学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精神的内核,是对中国精神的进一步凝练。具体而言,有学者从“中国崛起”与“中国精神传统”的视角,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精神传统”的转化性再创造发挥定向作用,是“中国精神”的传统新生。(32)也有学者对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三者的关系视角,提出了“三位一体说”(33),即,在意识形态的范畴内,中国梦以信仰为表征,居于最核心,处于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于中间地位,是核心要素;中国精神直接与人的感性世界相关联,相对处于外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力量。(34)也有学者对中国精神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民族精神的主体是中华民族,主要突出了文化元素;时代精神是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精神,突出了独特的时代元素;中国精神反映了中国的精神特质,代表了国家的意识和行为,突出了政治元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在统一于中国精神。(35)另有学者直接指出“中国精神是指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36)。此外,有学者对中国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以中国精神来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精神的核心,要从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位一体”的角度认识共同理想和中国精神的内在关联。(37)

5.中国精神的教育研究

从广义层面来看,中国精神的教育不仅包含着国民教育体系中对中国精神的贯穿和落实,而且也包括了当前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背景下,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的方法路径。当前学界对于中国精神教育的研究也是从广义层面上出发,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以高校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的中国精神教育问题展开研究;二是针对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公众,提出新时期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的基本方法策略。

首先,对于高校大学生的中国精神教育问题,有学者提出以弘扬中国精神激励大学生实现中国梦的方法路径。一是通过理论和载体结合、榜样的导向激励方式坚定大学生实现中国梦的理想信念;二是引导大学生提升核心竞争力、投身创业创新,为实现中国梦积累能力、增长才干;三是通过校内外的教学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艰苦奋斗、知行合一。(38)有学者指出大学生中国精神的教育要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有机统一,开展学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并针对时代精神,积极开展现代科学技术新成果教育和生态教育。进而提出循序有效、层级递进的具体中国精神教育方法,即,积极促进中国精神的主课堂教育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并针对不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特色,分阶段确定教育主题,分层次划定教育重点,分步骤规划教育实践,彰显各门课程中的中国精神教育资源。(39)也有学者指出在高校中弘扬中国精神,需要在理论学习中贯彻中国精神的科学性、在实践中体现中国精神的实用性、在教育改革中提升中国精神的实效性、在联系中强化中国梦与中国精神的互补性。(40)此外,也有学者针对具体课程中的中国精神教育问题展开探讨,例如,有学者针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5年修订版)的“弘扬中国精神共筑精神家园”章节,提出了将“中国梦”融入该章节知识点的建议,即,需要阐明中国梦与中国精神的异同,讲清楚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41)也有学者针对中国精神的教育教学,指出要反对和纠正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精神的瓦解,在倡导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过程中,要注重“为谁创新”的问题。(42)

其次,对于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的方法策略问题,有学者提出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社会实践,以及以强化领导与保障、总结经验与规律、深化研究与创新为主要措施的长效机制的建构。(43)也有从文化、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提出了转型期培育中国精神的基本思路,即,在文化层面要着力于文化断层遏制;在制度层面上健全中国精神培育的制度机制和监督保障机制;在实践层面上需要强化中国精神的媒介宣传、青少年教育和国际形象的构建。(44)从宣传路径来看,有学者指出中国精神的宣传教育,要确立“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的宣传教育路径,并且要深入研究掌握中国精神的社会基础和丰富内涵。(45)也有研究提出了中国精神主体性构建的方法路径,即,在个体层面上促进中国精神与个人意志、日常生活的有机结合,实现社会成员的精神自觉、精神自信和精神自省;在国际层面上充分发挥中国精神的文化软实力作用,彰显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促进文明的精神文明交流。(46)有学者对习近平培育中国精神的思想进行了研究,指出培育中国精神需要榜样引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47)有学者对中国精神当代建构的原则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前需要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广泛性与先进性相结合的原则;民族性、国家性、世界性相结合的原则。(48)此外,有学者基于教育哲学的视角,对中国精神教育认知和内化的机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道德教育的‘中国形态’是‘精神形态’”的观点,具体而言,“精神形态”的道德教育包涵了“伦—理—道—德”四项基本要素,个体对于中国精神道德的认知是由“居伦—由理—明道—成德”四个环节来完成,由此便形成个体“伦理性”或“精神性”的存在。

三、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析

发轫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精神的研究热潮,是在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华文化精神失落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新衡定与反思,从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到近现代以来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追寻,都属于这一学术范式,因此,这种思路下的中国精神研究是以“中华文化之基本精神”为主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精神的研究逐渐从单一的传统文化精神衡定发展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在这一研究思路下,学界开始思考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转化和创新问题,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精神对中国精神的升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传统的民族精神有机结合,成为学界思考中国精神的聚焦点。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对中国精神概念和内涵的系统界定,引发了学界研究和讨论中国精神新的热潮。近年学界对于中国精神的概念、内容、性质、意义、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新时期开展中国精神教育的思路、原则、模式、方法、途径等所进行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当前中国精神的建构及其宣传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意见和建议。但是,当前对于中国精神及其教育的研究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并不能否认问题的存在,例如,中国精神研究中的应景性、分散性、重复性现象明显;对于中国精神的核心理念、核心问题以及核心特征的判别并不明朗;存在中国精神的理论和现实实践相脱离的现象;中国精神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不足,缺乏深度思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对今后的中国精神及其教育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深化和拓展中国精神及其教育的研究。

第一,注重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精神的发掘和转化。当前中国精神的传统资源发掘,一方面延续着“中国文化之基本精神”的学术传统,侧重于文化精神的探寻;另一方面,以爱国主义为视角,总结梳理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侧重于历史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的发掘,此二者从学术话语和理论范式的层面来看,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流”,这就导致中国精神的传统资源发掘虽然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但不同的话语方式和学术立场导致理论观点之间的融合性并不强,难以形成具有当代特色的理论范式和中国式的话语体系。事实上,当前中国精神的建构离不开传统文化和传统智慧,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但如何在当前中国精神的建构中发掘和体现传统精神,这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在这里,中国精神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一方面需要结合具体的时代发展不断深入地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元素,并将之与时代精神及其他文化精神中的合理成分有机结合,从而创生新的“中国精神”;另一方面,对于既有的研究基础,需要从整体性的传统精神智慧中认识中国精神,从传统的文化、历史、制度、经济生活、社会等多维度的精神资源中体认中国精神,并形成一种“统合性”的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这种“统合性”就表现为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目标是服务于当前具体历史情境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力量凝聚和精神提振。从这一层面看,中国精神的传统资源发掘既表现为动态、持续性的过程,也表现为具有统合性的学术视野和理论范式。

第二,注重中国精神研究的多学科视野和跨学科整合。中国精神作为中国的历史、制度、人文、社会、经济等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气质和价值理念的统合性概念,这就决定了学界对于中国精神的关涉必然不是单一学科视野,而是基于多学科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精神展开研究。例如,历史学侧重于从历史事件的规律性和具体的历史时代中探寻历史精神;民族学侧重于从中国多民族文化和具体民族的人文风俗中找寻民族精神和地域精神;政治学侧重于从中国的政治特性和制度典章中探求政治理想和制度精神;哲学和文化学侧重于从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和人文知识中省思中国的文化精神;美学侧重于从古典文艺中发掘中国传统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社会学和经济学侧重于从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中理解精神生活和精神风貌等。可以看出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对中国精神的具体维度作出了深入透彻地解读,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不同学科的中国精神研究具有一定的单向性,即在注重中国精神某一方面的研究的同时,缺少对中国精神总体性的把握和理解,恩格斯曾指出,将“各个事物和各个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49)的思维方式容易导致固化、僵硬的思维范式。从中国精神具体学科研究来看,如果使研究脱离了中国精神的宏观的联系和发展,其研究结果在具体的领域和范畴中是合理的,但一旦脱离学科阈限,在总体性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又将有可能导致片面、狭隘或抽象的结果。因此,当前学界在对中国精神的内涵形成共识的基础上,需要从建构和培育中国精神这一问题意识入手,既要发挥不同学科中国精神研究的精细化的特点,也要注重不同学科中国精神研究的交流、沟通与整合,在具体研究的同时,兼顾中国精神的整体性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从而能够完整准确地认识中国精神及其教育的内在规律。

第三,注重中国精神研究的“应然”与“实然”。中国精神既是一个理论性的命题,也是一个实践性的命题。虽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但从近年来的中国精神研究来看,单纯“主观性”的研究依然存在,以及如何将中国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依然有待于深入探讨。中国精神的“应然”与“实然”关涉的是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即,“实然”侧重于“是”,是对客观事物所作出的描述性的判断;“应然”侧重于“应当”,是基于现有的体会和需要所提出的规范性陈述。从中国精神来看,“实然”就是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以及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现实基础、经验成就和困难阻力;“应然”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和核心价值追求。李德顺指出中国精神的研究只有在立足“实然”的基础上,才能够讲好“应然”(50),由“实然”过渡到“应然”,既不能脱离“实然”的环境和基础,也不能缺少“应然”的条件和可能。(51)当前在中国精神的研究中,存在着脱离中国精神的“实然”,靠着主观的想象、偏好和武断来理解中国精神,并由此“设计出”形式多样的精神建构方案的“主观思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对“类”本质、“自我意识”“唯一者”等“主观思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性的思维范式,即,“并不是在每个时代寻找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以物质实践来解释观念的形成”。(52)因此,对中国精神的研究也必须循着马克思的“实践生成”的路径,即,深化和拓展当前中国精神的研究,要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所产生的“可能性”出发,坚持中国精神的历史性规律、民族性话语和世界性视野,探索中国精神在“现实中国”中的存在基础、历史方位、生长条件、表现方式和运行机理等,促进中国精神的实践性生成和文化性归结的历史性统一。

第四,注重中国精神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当前学界对于中国精神的研究呈现数量多、范围广、关注度高的特点,为中国精神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观点,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现阶段的研究并没有超越外在的形式性和知识性的局限,研究议题和理论方法的重复性明显,且研究深度尚不够,缺乏应有的解题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例如,近几年的中国精神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成果是围绕着中国精神与中国梦而展开,但是真正能够阐释清楚二者之间关联的成果却较少。学术研究的过于集中且深度思考较少的状况,容易导致研究的缓慢甚至停滞,学术研究的现实供给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当前中国精神研究的核心就是如何有效地将中国现有的精神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源,对这一问题的破解不能仅限于学术关注和研究数量层面,而是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中国精神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是一个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十八大以后,中国精神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范畴,形成一个系统、成熟的研究范式也需要一个过程。当前,学界对建构和培育中国精神的总的、宏观性的认识已经基本形成,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要对中国精神的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和创新,例如,中国精神所包括的时代精神,现有的研究只是仅限于将“改革创新”作为其核心,缺少清晰准确的概括,因此,以中国改革发展的精神资源为基础,进一步凝练概括出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深化中国精神研究的关键。同样,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由于学界的研究时间较长,其内涵有较多的概括,但精当的、共识性的民族精神内涵仍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此外,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政治多极化,以及国内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对建构和培育中国精神所形成的新境遇、新课题和新特点,也是进一步深化和创新中国精神研究的关键点。

第五,注重全面系统的中国精神教育研究。当前在已有的中国精神研究中,学界对开展中国精神教育的内涵与定位、目的意义、思路原则、途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对如何开展中国精神教育形成了基本的认识,但同时也要看到,已有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上仍然阈限在狭义的中国精神教育层面,即较多地关注到学校教育的问题,尤其是高校大学生的中国精神教育,但对社会其他群体的中国精神教育特殊性,以及社会全体成员的中国精神教育关注较少。当前,即使对学校教育中的中国精神教育研究,较多的成果仍然是从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教育视角提出实施策略和方法,但对中国精神教育的特殊性和针对性问题缺少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同时,在当前复杂化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社会群体阶层以及地区的认知方式和价值理念也呈现出多元和多样化的特点,这就使得“一刀切”或“一言堂”的教育不能行之有效,开展中国精神教育既要关注到不同社会群体阶层和地区的认知特点,也要基于中国精神本身的特质,思考典型人群和特殊地区的中国精神教育的特殊性和基本方法,例如,青少年群体、党员干部、媒体工作者、新经济组织从业人员,以及我国欠发达地区、民族宗教地区、红色革命老区等的中国精神教育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因此,从整体性的视角来看,中国精神教育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工程,既有着国民教育序列的系统性,也有着全体社会成员宣传教育的全面性,中国精神教育的研究应当运用整体性的思维,从系统论和协同论的视角,实现中国精神教育的主体联动、多元支撑、过程持续和生态契合。

①“中国”这一概念在古代被理解为“中央之城”,表征着政治、地理、文化和国家的中心。如《诗经·民劳》中提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国”真正成为国名,代表中华民族,则是在近代以来与西方列强交往过程中,逐渐在国际范围内成为中华民族的指称,“中国”正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39页。

③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3页。

④《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⑤对于毛泽东对中国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刘景泉、张健:《毛泽东与中国精神》,《南开学报》2013年第6期;王立胜、聂家华:《毛泽东精神与新时期中国精神的建构》,《现代哲学》2014年第5期;宋俭、杨安妮:《论毛泽东精神与当代中国精神》,《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⑥(17)袁祖社:《“中国精神”的文化—实践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⑦贺照田:《当代中国精神的深层构造》,《南风窗》2007年第18期。

⑧张三元、李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中国精神的弘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⑨陈少英、方世南:《全球化态势下的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⑩徐蓉、宋城长:《论建构中国精神的三重维度》,《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第12期。

(11)(15)佘双好:《中国梦之中国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1、6页。

(12)赵存生、宇文利:《中国精神: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13)吴潜涛:《中国精神教育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14)(51)李德顺:《阐释中国精神的哲学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5年第1期。

(16)邹广文:《中国精神: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

(18)杨可心、崔秋锁:《追梦的中国人需要怎样的中国精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19)参见鲍振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国精神》,《文化学刊》2010年第9期;张瑜:《“中国精神宣传普及路径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年第19期。

(20)葛晨虹:《社会主义中国精神家园的理念内涵》,《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年第8期。

(21)梅珍生:《论中国精神及其特质》,《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22)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5页。

(23)翁淮南、武淳、王慧:《以强大的中国精神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党建》2014年第4期。

(24)高振岗、王椿艳:《中国精神的生成逻辑及价值意蕴》,《长安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5)(46)李明泉、向荣、肖云:《中国精神:历史内涵与主体性建构》,《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3期。

(26)童世骏:《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27)刘建军:《概括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光明日报》2014—08—18。

(28)王泽应:《中国精神:形塑中国模式,助推中国崛起》,《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9)杨可心、崔秋锁:《追梦的中国人需要怎样的中国精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30)(47)马欣欣、周向军:《论习近平关于中国精神的三个基本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31)近年来对于中国梦与中国精神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佘双好:《中国梦之中国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董振华:《中国梦与中国精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裴德海:《中国梦视域下的中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范晓:《复兴之路系列丛书:中国梦·中国精神》,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柴尚金:《中国梦与中国精神》,《红旗文稿》2013第10期;徐惟诚:《中国梦:中国精神的百年凝聚》,《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4期;左鹏:《中国梦呼唤中国精神》,《前线》2013年第5期;冯培:《“中国梦”与中国精神》,《马克思主义学刊》2013年第1期;高旭东:《以“中国精神”弘扬中国梦》,《人民论坛》2014年第18期;朱志明、刘磊、蔡毅强:《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的核心价值》,《红旗文稿》2013第22期等。

(32)袁久红、甘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33)在另一篇论文中,该学者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者关系,提出了“一体两翼”的观点,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体”,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之翼”和“价值之翼”。李忠军:《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

(34)李忠军:《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三位一体的铸魂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6期。

(35)韩凤霞:《浅析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

(36)陆保良:《国家认同视阈中的中国精神》,《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7)(45)张瑜:《“中国精神宣传普及路径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年第19期。

(38)蔡毅强、朱志明、朱贝妮:《以弘扬中国精神激励大学生实现中国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10期。

(39)何小英、李晓衡、苏美玲:《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5期。

(40)李定庆、刘磊:《浅析在高校中弘扬中国精神促进实现中国梦》,《思想教育研究》2014年第10期。

(41)石开玉:《“中国梦”思想融入“中国精神”知识点教学的若干问题》,《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2)朱效梅:《弘扬中国精神以构筑当代大学生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力量》,《思想教育研究》2015年第10期。

(43)吴潜涛:《中国精神教育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218页。

(44)魏婷:《我国社会转型期中“中国精神”的弘扬》,《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48)王益峰:《中国精神当代建构的原则探析》,《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50)与李德顺所强调的中国精神研究的“应然”与“实然”关系相一致,吴晓明也提出中国精神研究的“应有”与“现有”的问题;胡海波提出中国精神研究的“文化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观点。参见吴晓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胡海波:《中国精神的实践本性与文化传统》,《哲学研究》2015年第12期。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本文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9年第1期)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32193.html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本文链接

责任编辑:致远

看完这篇文章心情如何

头条

《美国陷阱》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霸凌主义案例

《美国陷阱》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霸凌主义案例
这本书的出版,让我们充分认识到美国法治的两面性,即对内保护资本集团的利益,对外维护美国霸权。[详细]

文章排行

评论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