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稻北粟:中国农业起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志军 时间:2019-06-17
分享到: 收藏 打印

中国是世界上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中国的农业起源可分为两条源流:一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稻作农业起源;二是以沿黄河流域分布、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考古发现揭示,在中国可能存在着第三条独立的农业起源源流,即分布在珠江流域地区、以种植芋头等块茎类作物为特点的热带原始农业起源。

农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社会经济演变过程。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古代农业起源的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起始自10000年前出现的人类耕作行为,完成于距今5000年前的农业社会建立。其间,采集狩猎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日渐衰落,农业生产的比重日渐增大,最终农业生产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的主体,标志着社会发展进入农业社会阶段。

南方稻作起源与发展

现今世界上主要栽培作物的驯化时间大多是起始于距今10000年前后,这与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的全球气候变化直接关联。目前,在中国发现的10000年以前的古代稻遗存出土自四处考古遗址: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以及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其中,仙人洞、吊桶环和玉蟾岩是洞穴遗址,上山遗址虽是露天遗址,但仅发现了一座疑似房屋遗迹,说明这一时期的古代先民仍处在季节性半定居状态。

这四处考古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经鉴定全部都属于野生动物遗骸;出土的石器和骨器都属于狩猎工具或加工工具,没有发现明确的农耕工具。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经济仍属于采集狩猎阶段。然而,在这四处考古遗址均发现了水稻遗存,例如上山遗址浮选出土了炭化稻米,在出土的红烧土残块内发现了炭化稻壳,以及在陶土中掺入稻壳的陶器制作技术。据此推测,稻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植物种类,古代先民在采集野生稻的同时,很有可能开始实施了某些耕种行为。

在农业起源研究中,耕种是一个特定概念,专指人类为了有利于植物的生长而采取的各种行为,如平整土地、砍伐烧荒、播撒种子、除草管理等。耕种行为是栽培作物驯化的前提,也是农业形成的先决条件,所以人类耕种行为的出现可以作为农业起源过程起步的标志。

距今8000年前后是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出现了常年定居村落,陶器制作逐渐标准化,磨制石器的比例不断增加,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

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明显带有稻作农业特点的早期考古遗址都属于这个时期,例如湖南澧县的彭头山遗址和八十档遗址、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和嵊州的小黄山遗址、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和邓州的八里岗遗址等。这些考古遗址都出土有水稻遗存,以及间接反映农耕生产的田间杂草遗存,同时也出土了菱角、莲藕、橡子等通过采集获得的野生植物遗存。根据量化分析发现,与采集获得的野生食物资源相比,水稻遗存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

另外,这些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都是以鹿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为主,家养动物的出土数量非常少,说明与种植业相伴的家畜饲养业刚刚起步。农业的起源是一个渐变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古代先民虽然已经从事稻作生产,并开始饲养家畜,但食物来源仍然主要依靠采集狩猎。当时的社会经济主体应该是采集狩猎(渔猎),属于农业生产范畴的水稻种植和家畜饲养,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

距今7000—6000年间的河姆渡文化对稻作农业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初在河姆渡遗址附近又发现一处属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即田螺山遗址。

在田螺山遗址出土了异常丰富的植物遗存,包括水稻、菱角、橡子、芡实、南酸枣核、柿子核、猕猴桃籽以及各种杂草植物种子。根据量化分析,水稻是当时人们最重要的食物资源,但采集获得的橡子、菱角、芡实等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食物构成。这说明在河姆渡文化时期,虽然稻作生产已经成为了社会经济的主体,但尚未完全取代采集狩猎,由于当时的稻作生产水平较低,仍需要通过采集狩猎补充生活资料来源。

漫长的稻作农业起源过程在良渚文化时期终于完成。良渚文化是分布在环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测定年代在距今5200—4300年间。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骤增,反映出人口大幅度增长,这应该与稻作农业的高速发展直接相关。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即浙江余杭地区,发现了一座宏伟的良渚古城,在古城的北部和西北部还发现了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建设工程需要投入的劳动量十分巨大。

一个距今5000年前的区域性古代社会群体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与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无关的劳役,反映出当时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仅需要投入一部分社会成员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这清楚地说明,至迟在良渚文化时期或更早,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完成了由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社会的转变。

北方旱作起源与发展

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过程与南方稻作农业的十分相似,但略有不同。中国南方地区的石灰岩洞穴分布广泛、发育良好,考古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洞穴遗址。但在中国北方地区,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遗址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是露天遗址,例如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河北徐水的南庄头遗址、河南新密的李家沟遗址、山西吉县的柿子滩遗址等。

其中,东胡林遗址出土了少量的炭化粟粒。东胡林遗址的面积很小,发现有墓葬、灶坑和灰坑,但未发现房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均被鉴定为野生动物遗骸。很显然,东胡林遗址古代先民属于半定居的采集狩猎群体,但出土的炭化粟粒又说明,东胡林人很可能已经开始耕种小米。

在中国北方发现的明显带有农耕特点的早期考古遗址也是属于距今8000年前后这个关键时期,例如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和沙窝李遗址、山东济南的月庄遗址、甘肃秦安的大地湾遗址、内蒙古敖汉的兴隆沟遗址等。

这些考古遗址或多或少都出土了粟和黍两种小米遗存。通过分析发现,这个时期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从事种植粟和黍的旱作农业生产,但采集狩猎活动仍然是生业形态的主导。换句话讲,在旱作农业起源过程的早期阶段,社会经济也表现为以采集狩猎为主、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辅的生业模式。

距今7000—5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在渭水流域、汾河谷地、伊洛河流域等几大黄河支流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考古遗址已多达2000余处,经过发掘的也有近百处。

通过在几处仰韶文化时期考古遗址开展的植物考古研究发现,早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即半坡时期,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通过采集获得的菱角、藜籽等可食用野生植物,仍然是当时的食物资源之一。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农业生产比重逐渐增大,采集狩猎的作用逐渐降低。当发展到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即庙底沟时期,采集狩猎的必要性已经微不足道了,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仰韶文化社会经济的主体,中国北方地区进入农业社会阶段。

中国农业起源过程全部完成,南方和北方均进入农业社会阶段之后,稻作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不断发展,但以水稻为主体农作物的生产特点至今都没有改变。然而,北方旱作农业在发展进程中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起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中国。凭借其优良的高产品质,小麦对中国本土的粟和黍两种小米产生了冲击,并逐步取代小米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从此奠定了数千年来“南稻北麦”的中国农业生产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相关阅读:

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物传播与接纳

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除了依赖粟、黍类中国北方本土作物以外,也在不断地吸收和接纳来自其他地区的新作物品种为己所用。其中,最重要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稻米和来自于西亚地区的小麦。这两种作物对于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二者具体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时间、为当地人们所接纳的方式和程度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稻米:重要性由强转弱

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无论是位于中原地区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朱寨遗址,还是海岱地区属于后李文化的月庄遗址、西河遗址等,都已经发现有稻米遗存的证据。尽管大部分遗址所发现稻米遗存的数量都较少,但至少说明,早在裴李岗时期,或是通过贸易,或是本地种植,稻米已经出现在了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之后,无论是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早期,还是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时期,也都陆续有稻米遗存的发现。

仰韶中期,稻米遗存无论是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区域内,还是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绝大多数遗址中,都有少量发现,伴出的稻米基盘、稻壳植硅体和稻田常见杂草的证据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其本地种植的可能。据此可推测,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已经普遍出现稻米,但数量很少,也许与少数遗址中贵族利用稻米酿酒,或作为包含外来因素的珍贵食物的专门食用有关。

仰韶晚期,黄河中下游各地区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海岱地区几乎未发现任何稻米遗存;而中原地区的一些遗址中,稻米在生业结构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提高。比如,关中地区的蓝田新街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稻米遗存,尽管重要程度还不及粟,但似乎也印证了稻米重要性的提升。这可能标志着当地先民对于稻米的利用开始出现了和上一阶段不一样的情况,也许不再作为仅供酿酒或少数贵族所食用。

到了龙山时期,在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稻米的重要程度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鲁东南的沿海地区,稻米首次作为主要农作物遗存出现,中原地区在水资源较好的遗址中,稻米几乎都成为仅次于粟的第二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在鲁西北、晋南等区域,稻米遗存非常有限。由此看来,在龙山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稻米的重要性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洛阳盆地、嵩山东麓和鲁东南临海区域,凡是水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都有大量的稻米种植。可见,中华文明发展至龙山文化时期,稻米得到了普遍认可。

区别于龙山时期稻米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行其道,二里头文化时期(岳石时期),除了极个别都邑性遗址(如二里头遗址)以外,稻米的重要性无论在中原地区,还是海岱地区的临海区域,都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商文化时期,该地区在稻米的出现上似乎有着相当一致的规律性:在规模、人口较大的都邑性遗址中(如大辛庄遗址、小双桥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稻米的重要性似乎要高于一般性的遗址,这可能与贵族与平民饮食之间的差别有关。进入两周时期,与上一阶段情况相似,无论在黄河中游还是黄河下游的绝大部分遗址中,稻米的影响都相当有限。

由稻米传入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来看,最早从裴李岗时期便已出现,直到仰韶文化晚期,才逐渐开始为当地人们所接纳,发现数量开始增多。这可能与仰韶文化晚期,黄河中游地区之前的庙底沟文化解体、传统生业模式受到冲击有关。在一些小规模的遗址中,人们开始较大面积地种植产量更高更适应水热条件较好环境的稻米。而到了龙山时期,稻米在豫中地区和鲁东南地区大行其道,其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经历了龙山时期普遍的气候突变、降水异常的时期,进入二里头时期后,气候转向干凉,水域面积的减少,潮湿气候的南移,都会对稻作农业的种植规模产生影响,而此时除了大型都邑性聚落以外,稻米在一般性遗址中的地位显著降低。可推测出,这一时期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和遗址密度,可能已经不需要通过种植稻米这种高产出高投入的作物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以小麦为代表的新兴外来作物的引入,以及饮食习惯传统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此后,稻米在黄河中下游的地位在商周时期也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已经相当有限了。

小麦:形成粟麦并重局面

小麦作为起源于西亚黎凡特地区的外来作物,在龙山时期开始出现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其中,山东赵家庄遗址中出土的小麦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经过碳十四直接测年的小麦,但数量非常少。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无论中原地区还是属于岳石文化的海岱地区,在进行过浮选的多数遗址中都发现了小麦遗存,但数目都很有限,一般不超过10粒。这种局面到二里岗时期发生了变化,显示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别:中原地区进入二里岗时期后,无论何种等级的遗址,小麦的重要性都得到了明显提升;而黄河下游地区直到商代晚期,小麦的重要性依然相当有限。

到了西周时期,小麦在胶东地区和中原地区的遗存中的重要性便已相当突出(重要性普遍超过黍,甚至有些遗址与粟相当),这种粟麦并重的农业结构也维持到东周时期(胶东地区暂时未发现东周时期遗存)。在黄河中下游的其他区域,尽管小麦的接纳时间略晚,但到了东周时期,小麦也最终加入了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农业系统之中。

在小麦传入黄河中下游的过程中,尽管最早的发现地点位于今天的山东地区,使学者们对于小麦的传播路线有了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是海岱地区,还是中原地区,从龙山时期到二里头时期的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小麦的发现都很零星,直到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才有了明显的转变。

我们推测,二里岗文化时期,嵩山地区是商王都的所在,该地区更多体现出都邑性遗址及其周边农作物种植和饮食结构的特点,有着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如小麦这种需要大量劳力和灌溉系统支撑的作物,只有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控制才能较大范围种植,而高产的小麦可以供给更多的战士出征,这也许已为当时的商代王族所知。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小麦在嵩山地区商文化早期遗址中受到重视,可能也与其种植时间有别于传统农作物时间有关。虽然目前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确认这一时期的小麦是否为冬小麦,或至少有一部分为冬小麦,但不能排除小麦在商文化早期的嵩山地区重要性的提升,得益于其对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贡献。不过,无论如何,小麦地位提升只是表象,其动因还是该地区生产力发展、人口数量和遗址规模的提升等原因造成的粮食需求量的增加,迫使人们通过劳力、灌溉等技术的投入,来满足这一需求。

由稻米和小麦这两种作物传入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情况来看,稻米的传入时间远早于小麦,但在其后的几千年中都只是很有限的发现,真正被接纳发生在仰韶晚期,并在龙山时期达到峰值,随后便只在大型都邑性遗址中有所发现,重要性大大渐弱。小麦的传入虽然也经历了零星发现阶段,但在几百年后便被当地人所接受,地位逐渐提升,影响范围也日渐扩大,以至在两周时期,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局面,极大影响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传统的旱作农业结构。

稻米和小麦这两种相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的外来作物,尽管在传入时间、传播方式和影响程度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二者都极大影响了本地原有的生业模式,对粟、黍类旱作农业传统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32168.html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本文链接

责任编辑:北平

看完这篇文章心情如何

头条

中纪委:余则成没有牺牲!

中纪委:余则成没有牺牲!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详细]

文章排行

评论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