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蠡:治国之道是系统发展之道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彭蠡 时间:2015-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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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喜欢道路这个词,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模式这个词是个死东西,因为事物永远在变化。

很多人在谈中华文化时,首先关心中华文化是什么。但一说“是什么”,就把文化的内涵锁定了。而中华文化它本身是生生不息的。我们只能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

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恨不得把中华文化踩在脚底下,为什么现在很多老师站在中华传统文化立场来批评现在呢?站在一种多元批判的态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必须的,但如果站在总体上来看,这个态度并不好。因为我觉得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只不过是天下大道此消彼涨,此起彼伏。西方文化发展这么多年,它有历史的合理性,只不过此阶段跟彼阶段不一样而已。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就不是它的文化唱主角的阶段了。我就是用这种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化的复兴。我更喜欢刚才林老师说的文化中兴,不一定要全面重来。

我自己比较喜欢研究中国的,我是学政治经济出身的,我也喜欢把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是方式里边包括态度,包括你的行为习惯,包括整个的政治经济制度都在里边,包括社会、社会关系。

有时候我不好表达.因为很多术语都是西方来的术语,你一表达就到它的理论体系里去了。我用我们自己传统文化观点来看,我比较喜欢研究治国之道,因为我们现在是谈国家,国家是这个世界最主要的基本组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代都有治国之道。比方我们说,德治、礼治、法治。

很多人把德治等同于单纯的一种道德治理,其实德治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你要当一个酋长,你要当部落的首领,你要把自己的东西奉献出来,你奉献出来是什么?通过你这种行为大家信赖你,其实这行为是吻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礼治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礼治得益形成,得益于稳定推行开来。周朝无法建立大一统治政权,它只能采取封建的形式,为了约束各个诸侯,把大家的财富、生活方式和观念约束到礼仪规范里面去。秦一统以后,培养一个贵族成本特别高,因为你要给贵族它大量的权利的领土,这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很难操作。所以在大一统的情况下,我不去管你个人的道德修养,我只设定一个规范,你们违反我就惩罚你。所以我们仔细去梳理的话,它有一个衍变的轨迹。这符合我们人类社会早期从松散的部落,走向相对集中的封建,再走向高度集中的帝国。

谈到中国体制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构想我要搞一个完美的体制出来,情不自禁就进入到完美的设想阶段去。我觉得这种思路可能永远搞不出来。因为你要对当代形势、中国所处阶段、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等问题搞清楚,你去谈制度的改革才有意义。

例如刚才刘老师谈到智库建设的问题。我们经常说,体制内的人谈问题,最后都发现是体制有问题;而体制外的人谈问题,都说是中央政府的决心不大、认识不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体制内的人员只看到体制的束缚,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东西,所以都是体制内的问题。体制外的人把整个体制看成一个整体,他觉得你就是认识问题不够,决心下得不够大,不能够解决。

假设你现在放开中国的智库建设,那就会造成什么?大的私人企业,他们已经联合起来的话,他们去操控智库,给智库钱。智库不要企业的钱就没办法生活,要钱的话就吃人家嘴短。无论放开还是不放开都一大堆问题。

很多人谈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范围、层面、市场跟政府的边界上讨论。中国左右两方面的观点通常是两个极端。但都在边界上谈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重点不在边界上,重点是结构问题。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区域性行政体制。省市县三级是一个区域性的行政体制,区域性的行政体制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农耕文明的管理方式。那时候最主要的组织单位是家庭,是农民的家庭,区域性的生产性组织,并且是生产性和消费性统一的组织。进入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一分为二成企业和家庭。实际上现在家庭只保留了一项消费职能,共同财产、共同消费而已,甚至这一点很多人都有点守不住了。那么说你现在的经济主要单位就是企业,那你调控经济的对象是企业。家庭是定期性的,它有区域性的特点,企业可不是区域性的,它是行业性的特点。企业的扩张和收缩都可以很快,都是沿着行业的维度来扩张收缩,你所处的环境最紧密相关是行业而不是区域。所以一个区域性的行政体制对于一个行业性的市场怎么都管不来。例如食品药品的问题,这个省管严了,就跑到别的省去了,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行业性的问题不能用区域性的思路来解决。中国已经处在这种时代了,那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不应该锁钉在政府和企业的边界上,而是什么样的政府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市场结构。

大部制改革本来追求两个目标:一是合并同类项,不要搞得叠层架屋似的;二是提高效率,集中权利。现在发现怎么改,下面问题照样很难解决。因为下面的行政体制架构都是区域性的,没法处理行业性的问题。所以我就提了一点,如果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往行业方向改的话,就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了,而是中国数千年来形成体制未有之变局了。

因此,区域性的问题改区域性的组织,行业性的问题改行业性的组织。老百姓定居在小区,小区很多问题,因为它公共物品是区域性的,那你在适当情况下把这种公共物品交给地方。

为什么过去经济学界都把重点放在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我认为这个问题存在很大的误导。实际上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在最近这二十年当中,喜欢把经济学的一些臭观念盲目扩大。总是把政府和市场看成二元对立的关系。然后他们试图在市场和政府当中去寻找重点。我强调市场,那么就把政府那个层次压住;你认为市场有问题,就反过来就把政府扩大。大家总是在二元对立当中去寻找一种解决的方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后西方的观念,这个后观念在很多西方经济学的学者研究过程当中并没有去灌输,但恰恰是在经济学教学当中往往被不断强调。这个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特别巨大。

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错误观念。

首先我们看这个观念产生的背景。在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时候,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所以人们用了两个术语,一个叫市场,一个叫政府。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一种考虑。而一旦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主导,这个理论完全不存在了。资产阶级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者,一旦当它受到损失,比如说受到未来的其他国家威胁的损失时,它会变成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会要求国家对他进行保护。所以你看这一次金融危机就非常明显,在大危机爆发之后,最大的财团一直都很推进这块。

1999年的时候,所有的金融集团都要求实行彻底金融私有化。那就要问问,当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你的企业要破产了,难道政府应该资助吗?显然不应该资助。但是恰恰是这些人坚定的要求政府急救。通过这些事情就可以看到,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从来没有所谓的政府和市场一分为二。恰恰相反,背后只有一个逻辑:当政府引入某些公众的要求去约束他的时候,他就说你越界了,我要把你打掉;而一旦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就力推政府,把政府拿来做工具。下一个时期政府约束他了,他就又要打掉。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永远都和市场经济是融合为一体,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代要求的职能不一样。例如战后的政府涉及到了太多的民主力量,选民或者说劳工阶层的力量就到政府的行动当中,资本集团就会认为受到了威胁,它就会借助各种智库的手段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理论文章、政府工作报告的评议。刚才刘老师说的布鲁金斯协会等都是这样。如果你要看它背后到底哪一个集团去支持,你很难看到一个固定的集团一直给它大规模支持,但是你看它的资金来源总是在一个大的阵营当中,所以他们的总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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