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都热衷用汉字造新词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宋海博 时间:201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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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访华时提到一段往事:“19世纪,日本率先学习西洋技术,运用中国的汉字,翻译西方思想,创造了大量的新词汇,不仅反向输入中国,还流传到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这意味着日中的‘三方合作’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安倍所言确实是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但在此期间,并非日本单方面向中国输入新词。当时中日为了发愤图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都各自翻译和创造了大量的汉字新词。这些汉字新词在中日两国语言中互相渗透,互相引申,对中日两国的科技和文化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日本:边批汉字,边造新词

中国明末和日本的江户幕府时期,西方传教士为打破东亚地区对“西方蛮夷”的传统歧视,努力向中日介绍西方的科技成果。他们试图系统介绍西方文明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汉字中根本没有对应的词汇。于是,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和日本“兰学者”(即向荷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人士),开始了早期的新词翻译运动。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的“几何”“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数学名词以及日本翻译的“重力”“引力”等物理名词一直沿用至今。不过,随着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江户幕府对西学政策的收紧,早期的新词翻译运动被迫在18世纪末告一段落。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中日的新词翻译运动才迎来真正的高潮。

日本的新词翻译运动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以哲学家西周和思想家福泽谕吉等人为代表。颇有意思的是,西周最初是“汉字拉丁化”的倡导者,他主张废除日文,改用拉丁化文字,后来却成了汉字新造词的主力之一。在当时日本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背景下,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人也同样一边批评汉字和儒学,一边则不断创造出被称为“和制汉语”的汉字新词,这也是当时日本翻译运动中的有趣现象。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源于汉字的强大生命力。由于日本浓厚的汉学传统,使这些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日本学者自幼便浸淫在汉字氛围中,他们虽然思想上不愿接受汉字,但在翻译时又找不到比汉字更趁手的工具。另一方面,汉字本身是具有音、形、义三要素的单音节文字,单字信息量大、造词灵活性强,翻译时表意能力远超拉丁化文字,便于迅速理解。

当时日本发明的“和制汉语”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挑选旧词,冠注新的词义,如“文化”“法律”“革命”“自由”“权利”“阶级”“共和”等。另一种则是利用汉字和汉字构词法新创的词汇,如“物质”“美学”“哲学”“抽象”“代表”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无法采用造词或借词法来翻译的名词,则采用了音译法,如club被翻译成“俱乐部”,gas被翻译成“瓦斯”等。

中国:从发明、批判到大量接收

应该说,出现在中国的新词翻译运动甚至比日本更早一些,不过早期中国新词翻译的主力是外国传教士,因此早先的新词中,社会和宗教名词较多,如“法律”“审判”“基督”“使徒”等名词。另外一些传教士还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完成了徐光启两百多年前未能完成的事业,即将《几何原本》全书翻译完成,并介绍了西方最新的数学研究成果。其中“圆锥”“曲线”“微分”“积分”等新名词都是这一时期诞生的。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学者才开始主动大规模进行科学名词的翻译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学者徐寿对化学名词、特别是元素名称的翻译。他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专门翻译与化学有关的各类书籍。由于化学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外来词,想要意译各元素的话,难度极大,为此他采用音形两译法,把化学元素的英文读音中的第一音节译成汉字,作为该元素的汉字名称。于是“锌”“锰”“镁”和“氢”“氦”“氧”等元素的汉字新名就此出现。

在洋务运动中,很多“和制汉语”随着日本翻译书刊传入中国,张之洞、严复、林纾等人对“和制汉语”造成的文化冲击曾大加批判。不过他们并非反对使用新词,严复还努力地试图创造新词取代“和制汉语”,可惜成效寥寥。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人在震惊之余,一批有志者决心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自1896年开始,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日本人发明的“和制汉语”由此大量流入中国,这就是安倍所说的那段历史。据中国学者统计,自1896年至1949年,约有1000多个“和制汉语”被借用到现代汉语中。这些“和制汉语”加上中国人自己翻译创造的新词,构成当今中国社会日常用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汉语新词输入日本

虽然现代汉语中传入了大量“和制汉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只能被动接收日本学者的翻译成果。比如“化学”就是由中国学者创造,然后东传日本,取代了日本原有的译名。

化学,荷兰语为Chemie。早期日本学者将其译为“舍密”,至于为何如此译法已不可考。有种猜测认为,当时的日本人觉得化学家们成日在实验室中进行奇妙的实验,是在“屋舍中开展的神秘活动”。“舍密”这个名词,在日本一直被用到19世纪60年代前后。

1855年,中国学者王韬在观看化学实验表演时,对西方学者戴德生在实验中让水的颜色千变万化大为惊叹,便将这一手段命名为“化学”。巧合的是,王韬此时正是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开办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的工作人员。通过他的力荐,在该书馆随后出版的一本叫《六合丛谈》的刊物中,首次使用“化学”这个译名。1859年,日本出版《六合丛谈》的合订本,拿到此书的日本学者对“化学”一词一见倾心,很快就删掉了相关著作中所有的“舍密”,全部改为“化学”。此后,日本出版的书籍再也不使用“舍密”,而将“化学”沿用下来。

回顾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日名词翻译运动中的种种往事,中日两国借助汉字这一工具,不仅在科技、文化方面互相促进、互相启发,还给汉字这一古老的语言本身也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带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堪称是中日乃至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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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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