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清西方“普世价值”论的蒙蔽性和虚伪性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3 作者:杨永建 郭澄澄 时间: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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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普世价值”论,是冷战结束后在全球甚嚣尘上的一种错误思潮。自传入中国后,“普世价值”论在国内学术界、舆论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应该警惕其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具有极大的蒙蔽性和虚伪性。西方发达国家在向世界推行“普世价值”论的过程中,常以学术研讨、思想解放、拯救世界的情怀和时尚方式为伪装,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达到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乃至敌对国家政权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面对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渗透,我们要坚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一方面洞悉“普世价值”论的欺骗实质,揭露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蒙蔽性、虚伪性;另一方面,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西方“普世价值”论的缘起及其内涵

(一)西方“普世价值”论的缘起

西方“普世价值”论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基督教“普世伦理”运动。基督教语境中“普世主义”(ecumenism)一词源自希腊文oikoumene,意指泛基督教主义,最早被东、西罗马帝国教会用做教义诠释的工具。近代以来,基督教影响日渐衰落,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美新教教会号召各派联合、终止对立,在全球发起了“普世伦理”运动。1990年,德国神学家孔汉思(HansKüng)在《全球责任》一书中提出以构建“普世伦理”解决多元冲突。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通过了由美国神学家列奥纳德·斯维德勒(LeonardJ.Swidler)起草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提出了“普世伦理”的基本原则。自1997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普世伦理”运动影响,提出“普遍伦理”计划,并先后在巴黎、那不勒斯、北京、汉城召开国际会议。大致在同一时期,伴随着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迎来高峰期,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相继出版,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原教旨市场经济)开始以“超阶级性”和“价值普世性”面目呈现出来。西方资产阶级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与基督教的“普世伦理”运动遥相呼应,最终形成了“普世价值”这一具有鲜明政治倾向和价值诉求的政治哲学术语,指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连同“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和“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作为美国的四项持久利益,并且强调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的坚持”。这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普世价值”一词。“普世价值”在中国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则源于2008年5月23日《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文章引发了国内学术界、舆论界关于“普世价值”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二)“普世价值”的内涵

在“普世价值”这一概念中,“普世”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概念的空间维度上说,“普世”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普天之下所有人,无论是个人抑或是共同体都必定遵循;另一方面,从概念的时间维度上说,“普世”则意味着永恒,适用于一切时代,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主张‘普世价值’的人,都是把这种价值视为人的本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或者是上帝给与的,理应如此,不能违背,这才叫‘普世性’。如果条件变了,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那就说明它不是‘普世’的,而只是某个历史阶段特有的。”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价值指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范畴,它揭示了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具有客观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和多维性。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普世价值”指在任何时空、任何条件下对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群体均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且贯穿于一切历史发展阶段的价值体系,包含“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

二、西方“普世价值”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蒙蔽性、虚伪性

正确认识西方“普世价值”论,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揭露西方“普世价值”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蒙蔽性、虚伪性。

(一)西方“普世价值”论在理论上的蒙蔽性西方“普世价值”论构建于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认为尽管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地域文明,但人类依然拥有共同的物质、精神需要和生活方式,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从人类共同的“人性”上说,理所应当存在全人类共同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就是自由、民主、人权。然而事实上,自由、民主、人权在历史和现实中却并非如西方“普世价值”论所认为的那样普适和永恒。现代意义上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权源自于近代启蒙运动时期(“古典时期”的自由、民主、人权观与今时今日的截然不同)。启蒙运动的先驱、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们认为,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是由自然法、人的自然本性所必然推导出来的,与其对应的权利则必然是“自然权利”。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有这么一位因为受到恩格斯批判而“名留青史”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师”欧根·杜林先生,也抛出了“终极真理论”和“永恒道德说”,认为由他所确定的道德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

然而,“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从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到杜林的“永恒道德”,再到今天的“普世价值”,资产阶级宣扬自身价值观的“套路”似乎才是真正“普适永恒”的。问题在于,这一系列价值观把本身需要阐述论证的概念(自然法、永恒道德、抽象人性)作为理论前提,其结论必然是不能说服人的。从这一角度来说,西方“普世价值”论的错误即在于价值问题上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

毋庸置疑,人类的确拥有共同的物质、精神需要和生活方式,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共同面临的问题,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家园,需要吃穿住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人类共同的“人性”和建构在这种“人性”基础之上的“普世价值”。事实上,“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人性,而没有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永恒’的‘普遍人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存在抽象的“人性论”,历史上出现过的“性善论”、“性恶论”、“人的自然本性”等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面对共同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国家都是站在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决不能从人类存在共同问题就推论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推论出‘普世价值’。这种推论方法,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设置的一个陷阱。”戈尔巴乔夫就曾宣布放弃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观点,将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结果却一步步将苏联引向消亡,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既然没有所谓抽象的“人性”,那么是否如杜林所说,存在着一种超越时空,适用于全人类的“终极真理”抑或“永恒道德”呢?杜林的这一观点忽视了认识的辩证本质,看不到道德(价值)观念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也同样看不到道德(价值)本身是具体的、历史的。一方面,“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另一方面,离开了对人具体的现实需要的辩证考察,人们根本无法作出准确的善恶评价。例如,在苏格拉底与欧提德慕斯的对话中,不同的情景下善恶观念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哪怕是最像“普世价值”的善恶观,也难以超越时空,为一切时代、一切地域、一切具体的历史的人们所公认。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道德(价值)本身所具有的阶级性。恩格斯认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事实上,自阶级社会以来,就没有超越社会和阶级、对一切人都绝对适用的道德(价值),即使面对同一社会问题,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人往往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道德(价值)评价。例如,在谈论盗窃行为时,历史上就出现了“罪大恶极”和“盗亦有道”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因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没有抽象的“人性”,也没有能够超越时空与阶级,为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所共同认可的“普世价值”。西方“普世价值”论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鼓吹“抽象人性论”还是“永恒价值论”,其意图都是通过思想渗透以蛊惑人心,继而达到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目的。这正是西方“普世价值”论在理论上的蒙蔽性。

(二)西方“普世价值”论在实践中的虚伪性

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推广“普世价值”论,“极力渲染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构架只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定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核心价值”。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普世价值”的兜售,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尽如人意。

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将“普世价值”论挂在嘴边,对国际政治秩序和别国内政事务指手画脚,而自身却无法遵循其鼓吹的“普世价值”。美国号称是全球“民主法治”的典范、“自由之国度”、“人权卫道士”,也是“普世价值”论最积极的兜售者,却经常践踏自由、民主、人权。例如,斯诺登事件、棱镜计划表明,美国非但没有捍卫公民权利,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公民隐私和言论自由;弗格森枪击事件表明,美国非但没有捍卫人权平等,反而公开亵渎少数族裔权益,最后的武力清场更是对美国“人民主权”宪法精神的公开侮辱;华盛顿“民主之春”运动则表明,美国非但没有捍卫民主法治,反而将民主法治演绎为金钱政治和贵族政治,同样最后的武力清场也说明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只不过是另一出谎言。2016年,持社会主义主张的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引爆美国大选初选,风头大大盖过希拉里,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却有意排挤桑德斯,暗助希拉里获胜。为此,维基揭秘公开了两万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邮件,而这一举动直接导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黛比·沃瑟曼·舒尔茨(Debbie Wasserman Schultz)辞职。倘若2017年得票少的特朗普获胜,有人用“选举人团制度”是为了捍卫美式“民主”来开脱的话,那么2016年在桑德斯竞选身上出现的公然舞弊,难道也是美式“民主”的意旨或特色?

在国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常常打着“普世价值”论穷兵黩武,恣意侵犯他国主权,屠杀他国无辜人民。2003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美国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找到了“铁证”,最终导致伊拉克近70万群众丧生,而美国至今仍未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究竟为了什么样的“自由、民主、人权”,需要伊拉克付出数十万无辜群众的生命?再看一看那些迷信西方“普世价值”论的超级军事大国抑或第三世界国家,往日的辉煌荣耀、和平秩序、宁静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分裂、军阀割据、派系斗争、民族纷争带来的动荡不安。苏东剧变后的乌克兰,不再是欧洲的粮仓,却成为了在颜色革命和派系斗争中遭受重创的废墟;“阿拉伯之春”运动后的埃及,不再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颗明珠,却陷入了民族、宗教纷争的巨大漩涡之中;过去依靠油气资源无比富庶的伊拉克和利比亚,还在经历着战火纷飞、政权颠覆,彻底沦为民不聊生的动荡之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来不缺乏甜言蜜语,‘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这些美好许诺随口就来。即便面对着成千上万的黑奴,也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自由国家’;即便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空袭行动炸死数千平民,也能‘心安理得’地说‘我们尊重人权珍爱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口蜜腹剑更加无耻、更加虚伪的呢?

三、西方“普世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性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这深刻地揭示了当前中国思想理论界和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论,但是并非反对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要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这里所追求的不正是自由的价值观吗?而共产主义要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这里所追求的不正是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吗?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定义的自由、民主、人权同西方“普世价值”论定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基础之上,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实现的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建立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社会里的自由、民主、人权,必然是最广泛、最全面、最充分的自由、民主、人权。而西方“普世价值”论里的“自由、民主、人权”则毋宁说是西方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为实现本阶级利益的“自由、民主、人权”,劳动大众企盼的公正公平的自由、民主、人权则被资本的逻辑不断消蚀掉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意识,伴随着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意味着奴隶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在中世纪的英国,自由意味着《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而直到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才被人们认识和接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它把人从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荡清了封建专制及其价值体系,建立起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广泛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甚至为社会主义的提出奠定了价值基础。

然而,资产阶级建构的“自由、民主、人权”却无法跨越资本主义时代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历史性、局限性、阶级性。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将其特殊利益伪装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以普适、永恒的形式,并且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具有普遍永恒意义的“普世价值”。“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剥削、自由贸易的自由;“民主”成为垄断资产阶级通过金钱政治主宰被统治者命运的民主;“人权”成为资产阶级为所欲为、自我放纵的人权。可见,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必然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西方“普世价值”论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它是一种建立在西方话语霸权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代表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更是其谋求全球霸权的“合理性”依据。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而“只要你把自己倡导的或实践的价值看作是普世的,你就会有一种道德优越感和道德使命感,你就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向别人指手画脚,而不会愿意和别人平起平坐,倾听他人的愿望和想法,尊重他人和你不同的选择”。这个观点揭开了资本主义的道德遮羞布,让我们看清西方“普世价值”论不仅是偏狭的,而且是霸权主义的。

“实际上,普世价值的争论远不只是讨论世界上是否存在人类共同认可和值得共同遵守的价值,而是中国与西方在政治语境中围绕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是双方意识形态矛盾与话语权斗争在思想界不断深化和激化的表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站在由其所主宰的全球宣传舆论制高点,向全世界宣扬以“抽象人性论、永恒价值观、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为基本主张的“普世价值”论。倘若放任这一思想观点在社会的渗透,必将引起中国学术界、舆论界的思想混乱,继而质疑、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西方“普世价值”论在全球推广所造成的恶果以及在中国学术界、舆论界造成的不良影响警示我们,面对西方“普世价值”论在中国的渗透,必须保持高度重视和警惕。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惨剧尚未被淡忘,中东和地中海沿岸成为军事大国角力的战场犹在眼前。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共产主义旗帜的高高飘扬,必然成为西方霸权主义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被西方扼制和围猎也就在意料之中了。面对西方“普世价值”论在全球的传播,我们必须保持思想清醒和政治定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正确的分析、研判,应对各种纷繁复杂的西方思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打赢这场渗透与反渗透、演变与反演变的意识形态战争,彻底粉碎西方霸权主义集团的文化殖民、政治干涉、经济侵略等阴谋。

四、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人民现实生活的道德基础,是当代中国精神追求的价值升华。它不仅属于有5000余年文明滋养的、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中国人民,而且深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上,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和文化自信。“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建设好属于本国的、有益于他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普世价值”,更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更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更加契合当代中国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从内涵广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囊括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建构了一个科学完整的价值意涵和价值体系。从内涵深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建设目标,反映了全社会各级组织所应共同遵守的价值取向,明确了公民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恪守的约束性行为准则和道德评判标准。从意识形态属性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道德标杆,以全社会各阶层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价值选择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考量标准,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高尚、最纯洁、最美丽的道德形态和道德规范,必将引导全世界人民为着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社会而不懈努力。

在当代中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在实现好人们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基础上,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积极倡导俭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发展和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政治权利。必须坚持关照人类命运、造福世界人民的大爱情怀,勇敢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性危机和不确定性风险,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这个“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打造公平包容、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辨析、揭露西方“普世价值”论不可避免的自身缺陷和虚伪实质,就是要进一步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巩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世界正处于全球性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气候变化与环境威胁之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一支独放”“风景这边独好”的发展奇迹,“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展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真理力量和强大生机活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雄辩地证明,立足于中国本土实际和实践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符合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追求,大大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的抽象人性和现实虚伪的局限。

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仍然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现实告诉人们,21世纪,“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中国共产党汲取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特质、美美与共理念、天下大同梦想等中国式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共同价值,呼吁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理念得到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获得了联合国的支持肯定并将之写进有关决议。以“中国智慧”锻造出的“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给世界各国人民面向未来的最好的公共产品,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高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在当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够更好地代表和弘扬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正确的核心价值观;要培育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建设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夯实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调动和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努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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