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中国话语建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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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文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美国杰普曼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

张艳秋(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非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蒋安全(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

王眉(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对外传播》杂志执行主编)

陈龙(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院长)

全球化催生了各类信息的国际传播,这就为各国的深入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但国际传播场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西方国家一直掌握着主流话语权。而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需要与之匹配的中国话语建构。理清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的现状、探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新路径、建构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成为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对外传播中心举办的2018年国际传播论坛上,各位专家就上述话题进行研讨,现抉其要点,以飨读者。

中国对外传播面临复杂形势

蒋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第七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对我们的国际传播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文化软实力。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把“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写入党代会报告,它不仅指明了我们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方向,也告诉我们要传播什么,如何去传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对外传播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南和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人类命运日益休戚与共的时代,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离不开世界人民的支持。必须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和平发展现状,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否则,别人就可能会套用修昔底德陷阱那样本属于西方的历史逻辑,带着惊恐眼神来看、用妖魔化的语言来论、用极端的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复兴。因此,我们必须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

2008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曾表示,“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近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已经并正在继续得到改观,但我们仍需继续努力。

张艳秋: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家媒体“走出去”,中国的新闻理念也被西方及非洲业界、学界所关注。尤其自2012年以来,随着中央电视台非洲频道在非洲大陆设立制作中心及播出,我国媒体的对非传播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也遭遇了不少质疑。例如,有非洲学者就担心中国媒体在非洲的播出,会不会改变非洲大陆的新闻理念及传媒生态,会不会威胁到非洲本已脆弱的政治体制等。当然,也有一些非洲学者认为中国媒体传达了与西方媒体不同的声音,并对西方媒体形成报道视角的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及西方学者倾向于把西方“看门狗”式的批判性新闻理念与以“积极”“正向”报道为导向的中国新闻理念对立起来,无形中导致我们的对外传播处于话语及价值认同的“孤立”状态。对此,我认为以“积极报道”来定义中国在非传播过于简单化,而关于中国媒体传播史报喜不报忧的宣传论断具有片面性。

长期以来,在冲突性及批判性新闻框架下,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及非洲难以摆脱负面刻板印象;与此同时,中国和非洲国家又亟须通过经济等交流合作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诉求。面对西方主流媒体的负面报道,中国国家媒体责无旁贷地要发出声音,要讲述全面、真实的中国故事。与其说这是必要的反击,不如说这是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及品牌的必然选择。

然而,如何通过新的学术话语定义中国对非传播,以此来打破西方学术话语垄断,如何以新理念和新视角来引导非洲国家重新认识中国媒体及中国对非传播,是中国国际传播学者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

王眉:中国的对外传播面临着困境,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但其实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已经超越贸易层面,或者说贸易战只是手段和表象。因为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威胁到了它们的地位,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各个方面。

前不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开放未来”栏目开展了一个为期十天的系列辩论。辩论主题是“西方是否要担心中国的崛起对自由意识形态的威胁”。这恐怕才是更深层次的担心,有两个具体事例。

一是炒作“锐实力”。201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世界范围内行使“锐实力”,以各种宣传手段达成文化政治目标。和“软实力”相比,“锐实力”强调的是独裁或威权政权利用影响力针对目标国家中的政治环境或信息环境进行渗入、渗透或离间的行为。后来,“锐实力”这个概念被西方媒体、专家学者跟随炒作、广泛传播,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是注册“外国代理人”。2017年9月,美国司法部要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开设的公司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所谓外国代理人,是指接受外国力量的委托和资助,并为其从事某种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人员。为避免承担刑事责任,“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美国频道于去年11月在美国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把这把火也烧到了中国。2017年11月,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报告声称中国国有媒体在美国参与“间谍与政治宣传”活动,呼吁国会要求其在美国的工作人员注册为“外国代理人”。2017年3月,又有三名美国共和党议员提议要求将在美孔子学院列为“外国代理人”。如果中国在美国的媒体、孔子学院等机构真的被迫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对这些机构的公信力会产生很大影响。

这就是当前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外部环境,形势很复杂。

西方社会科学与社会思潮发展态势

贾文山: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新闻传播社交媒体方面,西方越来越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根据2017年全世界84本SSCI新闻传播学刊的排行,排名前10名的刊物里有4本刊物专注新媒体。这说明,西方学界仍然在奉行技术决定论、工具决定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西方的传统社会科学还需要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消化和本土化,而西方新一代的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又把原来的学术范式淘汰掉了。不断更新、追新的技术主义趋势也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其他文化的不屑一顾。比如,有丰富和多元的中国文化,有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文化,有丰富原创文明的俄罗斯文明,这些文明里有很多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还远远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去矫正、丰富和发展最初由西方创建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西方社会科学界还没有足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和研究智力,投入到研究文化、文明里的学术、社会科学理论资源上来。西方社会也痴迷科幻或虚拟世界,好像只有追求与其他文明不一样的东西就可以显现西方的优越感似的。但是这个文明恰恰需要学习和其他文明相处。然而,西方不去平等地了解其他文明,却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数理、大数据,纯粹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所以现代西方文明最终的追求似乎是权力和优越,通过学术追求知识霸权,最终追求霸权。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排斥新的学科范式、社会化、市场化和学术化,但我们还要积极地鼓励西方学者能够平视其他文明,在学术研究中认真地立足扎根其他文明,把其他文明的珍贵之处挖掘出来,以丰富和发展现在已有的知识体系。

陈龙:当前,西方政治经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上台等首次以所谓“黑天鹅事件”出场,到2018年意大利反建制的五星运动党成员上台执政,标志着西方政治急遽转型,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分离主义、种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开始抬头,并深度影响西方政治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逆转,合作共赢的大好局面不复存在。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整体变化,朝野在“美国利益至上”这一观点上形成“共识”,特朗普在以对华示强方式赢得民意方面屡屡得手,原先围绕政治正确进行的争议分歧逐步消失,国家利益诉求成为社会认同的主流声音。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基础上,“白人至上论”“西方中心论”等老调重弹。美国出现周期性偏离建制派思想的轨道。

当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时,“文明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作为西方人集体无意识深处强烈的“中国威胁论”时不时会沉渣泛起,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情结。例如,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进行的正常经济往来行为,被澳大利亚解读为战略渗透。“对抗”成为西方社会整体的一种“共识”。西方政治的“走偏”是一种政客利用民粹主义谋取政治利益的暂时现象,这需要网民站在全球发展的大格局中来审视这一阶段的特殊政治,理解西方整体经济衰退带来的心理不适。

如何消解民族主义引发的对抗意识,化解民间的敌对,需要从话语调整开始。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多多少少存在某种话语思维惯性,我国对外传播与西方受众有隔膜的原因,或许正在于这种话语方式的难以调适。这表现在报道民族风情、传统文化时没有兼顾到西方受众的价值观,比如在个人权益、少数族裔、种族、女性等话题讨论时,缺少一些文化认知,造成话语不适。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最容易煽动的是年轻人群体,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很少研究西方年轻受众心理,因而无法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移

蒋安全:根据传播学理论,传播过程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即:传者(主体)—讯息(客体)—媒介(渠道/载体)—受者(对象)—反馈(效果)。整体来看,我们媒体国家队整体的传播能力还有待提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对外传播的传者(主体)与受者(对象)的关系。我们处于对外传播前沿的是中国媒体国家队,而我们传播的受者是世界各国人民。这是典型的大众传播模式,即通过特定组织,将结构化信息向不特定的大众传播。传统新闻把关人决定着传播什么、何时传播、如何传播。问题是,把关人根据什么来决定传播的讯息、传播的频次和传播时点呢?从现状看,中国的对外传播仍然是以传播主体为本位的,即所谓的“传者本位”。

那么,我们传播的讯息究竟是否为受者所需要,对方又是如何进行解码的呢?是否与我们的编码完全一致,中间有没有噪音、有没有信息冗余?传播主体很少对传播对象进行访问,了解他们对信息的需求,了解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路径等。总体上,我们缺乏一幅相对准确的受众画像,我们的受众概念大多数时候是模糊不清的。如果从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反思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那么,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受众特征。根本目标应该是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移。

二是关于对外传播的讯息(客体)。这一点涉及对外传播的内容。笼统地讲,我们是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我们的核心任务。但是,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的构成是丰富的、多元的。我们仍然要根据不同受众讲述不同的故事,而不能简单地将一个故事翻译成不同语言进行传播。即使是翻译,在标题选择、版面设计上也要充分考虑当地受众的理解力,适当融入当地的元素,让同一个故事以不同的表现方式传播,使之变成当地受众乐于传播、自觉传播的话题或者素材。否则,就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我们认为是正面的、积极的信息,对方却另有解释,甚至产生误会和曲解。这就对记者和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关于对外传播的反馈(效果)。当然,媒介和渠道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国家层面,已经确定了一些重点对外宣传的单位。他们都在走多媒体的路径,这是必由之路。关键是,我们目前还缺乏一套相对完整、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评价体系。

陈龙:在新型社会思潮笼罩西方的情况下,我们的对外传播有哪些认识需要调整呢?首先,要准确判断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波动的周期律,判断其总体走向。建制派作为政治制度体系的维护者,其意识形态是社会主流,当建制派在经济和社会运转遭遇触礁时,民粹主义容易奏效。因此,从历史长河看,旁门左道的政治只能是另类现象、非社会主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后真相”政治盛行时期,慎防被西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分离主义、种族主义等所利用。其次,加强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软实力设计,努力消弭“中国原罪论”“中国威胁论”等民族主义刻板印象,积极消弭话语鸿沟,加强与各国新生代群体的交流、互动,在传播中建立起信任和彼此的亲近感。再次,注重对西方受众的研究,改变思维方式,研究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价值取向,尊重对象国的文化禁忌,积极发挥新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突出“共赢”主题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可靠的意见领袖,努力在国际信息流通中发挥议题设置的功能。最终把中国媒体打造成具有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品牌,在国际上大胆发声,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提升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王眉:提到国际传播,我们一般理所应当地认为是媒体的事。媒体固然是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主体,但其实媒体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技术层面,它的背后需要思想、理论、话语的支撑,而思想、理论、话语才是我们目前最缺乏的。高校、科研院所和智库正是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主体。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是从西方引进的,长期以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大部分是紧跟着西方,套用西方理论建构本土现实问题,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研究中国问题,缺少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在全球的学术影响力有限,在国际学术界的声音几乎难以听到,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也是寥寥无几,这与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

其实不仅是传播学研究,目前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发声都比较微弱。中国学者也缺乏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的自信心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当然英文写作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中国自己的学术期刊在国外市场还太少。当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学术“走出去”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向世界传递中国学术的声音,这非常有意义。

智库也是产生思想的源头,是对外传播背后的理论支撑和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能够提供丰富的舆论储备,并影响人们的思考。这也是中国目前的薄弱环节。与西方国家智库相比,目前中国智库数量不少,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不多,内容生产方面缺乏引领性概念和源发性观点。

“建构性新闻”及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的兴起

贾文山:多年以来,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精品产出越来越多,精品外译也源源不断地推向国际图书市场。由来自多个学科、国际化程度高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近几年借用著名国际出版商的平台纷纷创建英文学刊,有的已经成功打造为影响因子较高的SSCI研究学刊,比肩国际同行早先创建的同一领域里的高质量期刊。就连我国从西方引进、有些滞后的新闻传播学都在近几年创建了突出中国立场或视角的国际学刊。

在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界正在掀起一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的最大浪潮,为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深度对话乃至创造性融合做了较好的准备。中国学术界与全球学术界的深度交流、对话、合作和最终可能的创造性融合,对未来世界产生的影响将会比全球孔子学院体系大得多和深远得多。这不仅仅是我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奠基之举——中国原创学术和思想的复兴。中国学术界应把中国原创的学术概念、理论体系通过国际通行的语言表达出去,促进国际学术界、社会科学界对于中国原创思想、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和接受,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交流。中国把西方的社会科学引进中国后,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本土化,比如说本土化很深的社会学和人类学。

我国新闻传播学只有40年的历史,不像社会学、人类学,近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其本土化就强一些。最近,新闻传播学也在更加强力地推动本土化,而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不能仅仅限于国内学术界分享,更应该投放到思想的全球市场中与其他思想碰撞、交流乃至交融。

比如,“一带一路”研究就能为现代知识体系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一带一路”研究是中国首倡的崭新的全球化实践研究。中国学者应把智库政策实用性的研究转向学术化、学科化的研究,把它作为一个能够产生新知识的实践来研究。我国“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者和研究教育机构,要搭建多种形式跨国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协同研究相关科研项目,在出台政策建言报告的同时,借用多国平台、运用多种语言同步发表学术成果,达到内外融通、全球联动式的同步传播,使世界各国在同一时间里享受到最新学术或政策资讯。这样也能够推动中西学术的平等交流。“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促使世界秩序经历创造性转化,而且能够推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创新性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相匹配的知识资源。

张艳秋:国内新闻传播学界一直在讨论如何通过媒体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对外传播的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以我从事的对非传播研究为例,学界需要通过建立新的学术话语理念来弥合中非媒体传播的差异并寻求共性,揭示中国对外传播的价值诉求及中国特色传播实践的独特性。

目前,我国的对非传播以国家媒体为主,而国家媒体的官方身份在国际传播中往往容易招来质疑。近年来,我提出“建构性新闻”理念来重新阐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摘去“积极报道”的简单化标签,通过创新中国学术话语来打破西方传统新闻学的主导格局,在价值取向等维度再次定义和开拓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以此在中非媒体传播间发现相同性,提高认同感。以“建构性新闻”来阐述中国对非传播,可以避免媒体所有权带来的身份尴尬。此外,非洲国家渴望发展,其新闻学界、业界长期提倡发展传播,但在新闻实践中如何推进发展传播又缺乏具体的操作理念,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有可能为非洲发展提供经验及方案。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带领非洲来华博士及硕士留学生,就“建构性新闻”展开了系列的研究及传播,就中国对非传播、中非媒体比较、非洲媒体发展等课题发表了系列的英文论文。与此同时,我在给来华非洲记者进行培训时,均通过“建构性新闻”理念深入浅出地向非洲媒体人解读中国媒体的对非传播,获得了一批批来华记者们的认同。

当然,以这一理念来解读中国媒体对非传播,也引起了西方及非洲学者的关注。尽管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傅好文(Howard French)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记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然而相当一批非洲记者及学者对这一理念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们希望将中国的“建构性新闻”案例及媒体形态介绍到所在国家的传媒教育及新闻实践中。

在国际传播中,提出“建构性新闻”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抵消负面报道带来的偏见,这与我国对非传播的诉求不谋而合。我们的对非传播要跨越西方媒体传统做法上对中国及非洲问题的刻板印象式报道,提供更加全面的涉非、涉华新闻写照。

我们的对外传播对“建构性新闻”的运用还处于无意识的使用状态,对这一理念缺乏显性的认知及实践。因此,在对非传播中,以问题为导向,中国媒体既要发现中非合作的成绩,更要发现所面临的挑战及问题的导因;既要有意识地提供有价值的想法和事态发展走向,更要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到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上。“建构性新闻”关注的是促进改变的可能性,并强调每个社会成员的参与角色,这对非洲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的对非传播要接地气,要提高服务性与咨询性,时时兼顾中非双方的利益。

以积极心理学及建构主义研究为依据的“建构性新闻”旨在生成一个新的新闻框架。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努力中,中国学者还有很多路要走。以“建构性新闻”开拓中国对非传播新范式,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崭新尝试,对这一理念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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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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