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

来源:东方文化杂志社 作者:王晓泉 时间:2018-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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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还是推广“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无不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主题而展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诉求,因此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成为最受世界欢迎的中国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也必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做出历史性贡献。

美国霸权兴衰决定了世界发展潮流

从“文明的终结”变为反建制和民粹主义

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巩固霸权,强化军事同盟体系,抢占战略空间。西方依靠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巧取豪夺的天量财富实现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美国霸权也同时达到巅峰。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福山提出“文明终结论”,认为西方文明已经一统世界,世界历史由此终结。但福山的老师亨廷顿教授更敏锐地洞察到西方文明所向披靡表象下所蕴藏的危机,于是针对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西方文明尚未一统世界,还将遭遇其他文明的挑战。两位学者的结论固然相反,但他们都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代表,观察世界的出发点完全相同,即探讨西方文明是否以及如何统治世界。

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特点是垄断与压榨,主要依靠三大手段——绝对安全、世界经济垄断权、西方民主价值观。追求绝对安全意味着置它国于绝对不安全境地,为此美国与北约对其他世界大国采取军事遏制政策,妄图使新兴大国在军事威慑下放弃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意图;维系世界经济垄断权意味着获取垄断利益,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强求它国让渡经济主权,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意味着将以“人权”“三权分立”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民主模式复制到世界各国,为西方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乃至制造“颜色革命”打开方便之门。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步入霸权顶峰,获取了世界经济垄断权,西方民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乃至追捧。伊拉克战争中所展现出的美军实力令世界叹服。处于美国权力金字塔顶层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刚性约束:失去了社会制度竞争性约束,放弃了与苏联争霸时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失去了本国政府的约束,加大对本国人民的压榨;失去了地域性约束,其经济影响力随着苏联解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而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失去了国家主权的约束,对很多国家的经济乃至内政进行操控。在此情况下,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对外表现为制造经济危机,如国际资本大鳄索罗斯利用泰国等国的外汇管理漏洞制造亚洲金融危机,横扫多国财富;向国外转嫁危机,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不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多国美元财富严重缩水;发动战争或策动“颜色革命”,如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等地的反恐战争,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策动“颜色革命”;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驱使本国民众充当战争炮灰并为战争埋单,却不让其公平享有垄断利益,甚至对其进一步压榨,造成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萎缩,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激化并走向分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转“危”为“机”,反而实现了财富增长,而西方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则成为了牺牲品,生活水准直线下降。

物极必反。美国国力为满足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贪欲而被严重消耗,维系霸权所需的物质基础和道义基础遭到严重侵蚀。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在世界上日益丧失说服力,西方文明距离一统世界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不断涌现,反建制和民粹主义成为世界潮流。伊斯兰世界极端化倾向亦被此潮流所驱,因为伊斯兰文明在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努力中被严重压制和贬损。伊斯兰世界不得不奋起应对,宗教极端化就是其中一种反弹方式。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国际垄断资本压制下实现生存与发展,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俄战略协作的强化同样得益于这股潮流。可以说,这股潮流席卷了世界各地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表现为何种政治主张,都具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很强的“人民性”。民粹主义其实是“人民性”的另类或极端化的表达方式。特朗普当选总统、普京和习主席获得崇高威望,都是因为其政策主张具有“人民性”,符合人民反对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剥削压榨的愿望。普京早在本世纪初就肃清了国内资本寡头的政治影响,从而斩断了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操控俄罗斯经济之手。特朗普大幅削减对外援助、软实力建设及海外政治渗透经费,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军事收缩,这看似是一种新孤立主义倾向,实质上却是对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世界秩序的颠覆。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遵循丛林法则,但各国人民却可以接受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领导人只要真正为本国人民谋福祉,就能够找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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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美国国力为满足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贪欲而被严重消耗,维系霸权所需的物质基础和道义基础遭到严重侵蚀。

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在于推动世界秩序

实现由“统”到“分”和由“分”到“统”的螺旋式上升

无论是西方反建制力量,还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实质上都在解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维系该世界秩序的美国霸权也将在这一解构过程中加速衰落。世界秩序展现出由“统”到“分”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世界格局在思潮碰撞和政治博弈中步入大分化和大调整时期,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世界经济由西方主导向多元主导演进,但这并非所谓的逆全球化,而是多元主导的新全球化;各国文化由被西方文化压制和同化变为多样性共生与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分”而不“统”,天下必乱。“分”的历史使命在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世界秩序应当实现由“统”到“分”和由“分”到“统”的螺旋式上升。也就是说,“分”的目的不是为再造一个霸权国家,因为世界各国都会为大国争霸付出惨重代价,并且胜出的国家也只是实现了世界秩序的改朝换代,而不能解决旧有世界秩序的结构性矛盾,即谋求世界垄断利益与世界发展之间的矛盾。

不“破”难 “立”,而“破”易“立”难。世界需要“统”而不霸,时代呼唤全新价值体系。该价值体系肩负着结束西方价值体系坍塌所带来的种种乱象的历史使命,必须最具包容性和人民性。西方价值体系失败的原因在于具有排他性,总是试图消灭其它价值体系,实现所谓的“文明的终结”。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操控下的民族国家聚合体,从未真正经历过“大一统”,不具备天下大治的经验;西方文明刻有海盗文明、游牧文明、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深刻烙印,而农耕文明在西方始终未成气候。海盗文明和游牧文明视掠夺为自然法则,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将扩大和操控市场以及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追求;西方是单神教的世界,视非基督教地区为应当予以征服的地区,这为其压榨乃至消灭非基督教世界找到了道义支撑。因此,西方文明的字典里没有“和谐”这一概念,其只能在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下运行,跳不出逢强必霸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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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福山提出“文明终结论”,认为西方文明已经一统世界,世界历史由此终结。

中国具有整体观,早在秦朝便实现了“大一统”,具备长期治理天下的经验,在历史长河中自我展现出来的并非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由农耕文明发展而来,农耕文明讲求和平合作以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利益最大化;中华文化中民本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经世济民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追求;中华文化是儒释道的有机结合,儒家讲求秩序,佛家讲求因果,道家讲求规律,三者和谐共生、包容互补。并且,中国宗教具有多元性,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佛教和道教是多神教,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能够与其他宗教包容共生。中国不会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发动宗教战争。因此,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能够摆脱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或零和模式,肩负起建立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包容互鉴、和谐发展的世界秩序的历史使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显现出巨大包容性,强调世界多样性的统一。中国认为,世界历史由各文明共同缔造,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能够达成共识和开展合作,各国应当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这些思想理念必然从根本上终结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发展观和安全观。在中华价值体系影响下,中国提出了针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世界秩序改造方案:安全上由绝对安全模式变为互保模式,集中体现为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经济上由垄断模式变为互利模式,集中体现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并尊崇“合作和平、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国际倡议;文化上由冲突模式变为“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互鉴(互容)模式。

中华文化是儒释道的有机结合,儒家讲求秩序,佛家讲求因果,道家讲求规律,三者和谐共生、包容互补。

中华价值体系为瓦解任何形式的世界垄断利益,解构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强有力支撑,符合包括西方国家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植根于中华价值体系的中国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发挥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谋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人民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面前,任何谋取霸权的势力都难有胜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气在于此,创造新世界的希望亦在于此。

中华文化肩负起历史使命的关键

在于内省外融

历史中国以中华封贡体系为天下,当代中国则以全世界为天下。过去的中国精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中国共产党则以“世界兴亡”为己任。当前,中国对天下的概念在地域上发生了重要改变,但对天下大治、世界大同的追求永恒不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合理念,主张天下为公,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蕴含着丰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因”,中国共产党正基于此对世界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整体性诠释,孕育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必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由文明古国蜕变为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必然在推动世界发展的同时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对文化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中华文明一统天下的幻想之中,而是对中华文化包容天下、亦必被天下包容的自信。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应更具批判精神,不断对文化进行自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提升开风气之先的社会主义文化,将其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构建出格局更大、更富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华文化。同时,中华文化应更具学习精神,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包容与借鉴而不断强大,打造出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具包容性和普适性的价值理念。中华文化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发展而来,其相容并蓄、博大精深,将儒家等国学与域外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以及游牧文化、商业文化等进行了有机融合,形成了更具生命力和包容性的精神财富。因此,中华文化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而是承认任何文化都有存在合理性和可借鉴价值。中国追求的是改造,而不是彻底颠覆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

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在世界上日益丧失说服力,西方文明距离一统世界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障碍,是世界处于以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为代表的二元对立环境下的时间过久,很多国家难以理解“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模式”。很多“一带一路”项目正是因为合作对象国对安全的疑虑而被搁置。这就需要尽快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让其他国家在接触中华文化过程中理解中华义利观。中华文化“走出去”不应是盲目的,而应是系统性的,需充分利用中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倍受世界瞩目的契机传播中华文化,在企业文化、商业项目和商品文化中折射出中华文化与价值观,与世界各国分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可以借助当下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热”正面推送中国思想文化产品。事实证明,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和中国古代先贤思想的书籍在海外日益受到追捧。可因地制宜,优选出富载着易被世界接受的中华文化种类。比如:引导别国人民欣赏中国画所表现出的和谐、智慧、向善、平衡及韵律之美,领会中华武术所秉持的武德,中国兵法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医所讲求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平衡论和辩证法。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手段和强有力保障,应探索信息时代传播中华文化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占领文化传播领域的制高点,力求更广泛地影响别国的教科书、学术著作、影视作品、文艺作品等。应重视文化传播的枢纽国家,其要么是具有世界性或区域性影响力的文化大国,如美、英、法、德、俄等,要么是文化开放活跃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泰国等。中华文化在这些枢纽国家开花结果,必然能够更好地辐射到其周边国家。

总体看,传播中华文化责任重大,因为其能更好地完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同时又异常艰难,会遭遇各种艰巨挑战,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提升,但是前途光明,因为中华文化厚积薄发,顺应了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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