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玩弄二里头、夏朝、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于股掌之中

来源:文行先生 时间:2018-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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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和夏朝问题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前沿问题,貌似具有巨大的争议。

经过较长时间的跟踪研究,我认为,二里头和夏朝的问题不是资料问题,而是逻辑和常识问题(深层次是史观问题,而史观的背后是政治)。

为什么这么说?

正像拙文(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所说,许宏先生是立场和偏见先行(可能受拙文影响,《三联生活周刊》在“寻找夏朝”专栏的篇首和篇首就直指立场问题),利用其二里头队长这个职位的权威,故意把水搅浑,玩弄学界于股掌之中,导致很多问题陷入“逻辑混乱”。

许宏的不少说法貌似非常严谨,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甚至觉得,他是中国学界的“濒危动物”,唯一“珍宝”,唯一的“良知”,唯一的“真正”的学者。

许宏关于二里头和夏朝的问题的“严谨”言论确实具有巨大的迷惑性,如果不去深究,不进行逻辑思辨,就难以揭穿其“貌似非常严谨”的背后是什么?

就当前中国学界关于二里头和夏朝的“漩涡”,只要驳倒许宏,对于“二里头是夏都”就具有一定的反证作用。

本文将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驳论,揭穿许宏的伎俩;第二部分是立论,正面论述,一方面关于夏朝,一方面关于二里头,理清二者的关系。

第一部分

许宏在二里头和夏朝的问题的言论看似非常严谨的,实则在玩弄“双重标准”。只要认识到并揭露其屡屡玩弄“双重标准”,许宏貌似的严谨也就不攻自破了。

一、许宏玩弄“双重标准”

1.许宏在“二里头是夏都的问题”与“中华文明西来说”上玩弄“双重标准”。

许宏在“二里头是夏都”的问题上极度苛刻,但是,在“中华文明西来说”的问题上却极不严谨,乃至不惜牵强附会,这在拙文(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中已经有所揭露,在最新的2018年《三联生活周刊》第23期中也有所披露。

当今世界的学术潮流是研究跨文化交流,许宏却依然沉浸在早已进入历史垃圾桶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抱残守缺,连许宏的尊师——不入流的民科苏三都已经不玩“中华文明西来说”了,而许宏孤陋寡闻,却还趋之若鹜,可见,许宏的知识结构以及知识更新太落后了,真是“寻章摘句老雕虫”,甚至为此说出“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胡化史”。呜呼悲哉!许宏之无知和狭隘,我深感锥心之痛,希望许宏能够多读一读世界体系理论的相关书籍,多加学习,开拓视野,少发狂悖之言。

2.许宏在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的对应上玩弄“双重标准”。

许宏对二里头与夏都的对应要求有文字,可许宏有没有要求西方人把雅利安人与马、马车、青铜等进行对应时要有文字吗?特洛伊遗址与文献中记载的特洛伊古城对应时有没有文字?雅典卫城遗址和文献记载中的雅典卫城对应时要有文字?

为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不行!

3.许宏在二里头文化的解释模式上玩弄“双重标准”。

我在拙文(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中提到,考古发现只是发现古代的遗址墓葬、瓶瓶罐罐、动植物遗存等而已。怎么解释?以什么来解释呢?怎么“透物见人”?如何避免“透物见鬼”、“鬼话连篇”?这涉及解释理论的问题。从目前看,主要有三种解释方式:其一、历史学模式,其二、社会人类学模式,其三、瞎编模式,即讲故事。

具体到二里头遗址的解释,一种是“二里头是夏都”,另一种是许宏的“最早中国说”。我凭什么不相信历史解释模式而相信你许宏的瞎编模式、讲故事?

二者权衡,哪个更严谨?哪个更靠谱?

4.许宏在面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质问时玩弄“双重标准”。

面对《三联生活周刊》针对解释模式上秉持不同标准的质问(对“二里头是夏都”的要求极为严谨苛刻,可是,对他的“最早中国说”却极为宽纵),许宏再次玩弄起“双重标准”。

许宏先以“求真”否定掉“二里头是夏都”,再以“多元”(百花齐放)否定“求真”来为自己讲的故事辩解,简直是强词夺理(详见《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第53页)。还砌词狡辩“假说”和“推论”,把天下人当傻子吗?!

我想说,在“百花齐放”中,许宏的“花”会最早死掉(许宏说二里头是广域王权国家,那陶寺古城是不是“广域共和制国家”?),只有“二里头是夏都”这朵花才永不凋谢。

5.许宏在对文献的信疑上玩弄“双重标准”。

我们知道,许宏对文献记载夏朝的疑古之重比之顾颉刚,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在说到二里头的碳14测年为1750-1500BC年与文献本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商分界为1600BC时,却对文献本位的1600BC表现出深信不疑,把1600BC绝对化、精确化,并以此把二里头遗址一分为二:一半为夏,一半为商。

此举可谓极尽许宏玩弄“双重标准”和扮演搅屎棍之卑劣丑态。

难道这些不是流氓行径吗?

学术在许宏眼里到底是寻找真理的途径,还是掩饰其立场和偏见的遮羞布?

我想,经过上述剖析,自有公论。

二、许宏千方百计阻挠“二里头是夏都”

二里头遗址到底是不是夏都?如何证明二里头是夏都?目前看,有三种方法:其一、文字资料,这当然是首选的方法,其二、证据链,大量证据链锁定之,使得其只能是夏都,其三、逻辑推演。

数学题的解题方法是有多种的,不能要求只有某一种方法是正确的,其他方法都是错误的。俗话说,办法总比问题多。可是,在许宏看来,办法只能有一种,那就是文字。怎么可以有如此偏执变态霸道的说辞?怎么可以如此荒唐和荒诞呢?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这是耍流氓。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2018,23)第49页,如图

既然大家都意识到文字资料可能永远找不到(那还要求文字,岂非耍流氓),就应该换第二种方法,以证据链来证明二里头是什么,努力工作,查询文献,而不是整天到处宣扬什么没有文字就不能证明二里头是夏都。

比如尧舜之都的陶寺遗址中大墓有随葬组合:鼍鼓、特磬、龙盘,还有天文观象台等大量证据。这就是证据链的意义。

而实际上,二里头一墓葬中出现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的组合,与《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宗庙时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颇为契合。 这说明什么?这是否印证了周人宗夏的历史渊源?像这种证据链式的资料,作为二里头队长应该提出来(他就是不提),同时大量查阅文献资料,看看是否还能发现更多的其他证据链式的资料(否则,就是渎职)。但从目前看,真的非常遗憾,可能有些证据链永远彻底地消失了!

因此,许宏不但耍流氓,还严重不作为。因为二里头队长许宏的不作为,第二种方法所需要的证据链可能已经都流失得差不多了,永远无法弥补。

我们试想一下,以许宏怀疑陶寺天文观象台的心态,如果让许宏去主持陶寺遗址的发掘,观象台是否会被发现?是否会从此永远彻底消失?我看完全有可能,而且极有可能。

现在似乎只能寄望于第三种方法,即逻辑推演。但许宏不但阻碍证据链的搜集,还扮演着搅屎棍的角色,总是故意夸大二里头遗址各期的变化,比如白陶变灰陶、原始瓷消失、青铜器出现、绝对化和精确化“1600BC”等,干扰逻辑推演以证明二里头是夏都的努力,以其立场和偏见,以其一人之力,玩弄整个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于鼓掌之中,如此戏谑,实在可恶!

第二部分

因为本文旨在根据逻辑和常识进行分析,那么,在进行逻辑分析之前,需要对一些概念(概念是逻辑分析的第一步)进行理清。

考古上发现的文字资料,这属于考古学范畴,还是属于历史学范畴?

殷墟发现文字资料,从而印证文献记载上的商朝的存在,这是属于考古学印证商朝,还是属于地下的历史文献印证了传世的历史文献?

从现代考古学的概念看,主要指的是田野考古学,是利用地层学、类型学、田野发掘技术和高技术手段等对古代遗迹和遗物进行揭示和研究。

因此,从整体上和理论上而言,考古发现的地下文字文献资料不属于考古学的范畴,而应属于历史学范畴。

如果把文字资料从考古发现中剥离,那么,考古学还剩下什么?这样的考古学能不能实证、印证文献记载上的历史现象呢?这样的考古学是否具备实证、印证文献历史的资格?

经过上述梳理,我们就会发生疑问,在二里头和夏朝的问题上,二里头能实证夏朝吗?

夏朝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不依赖于考古、上帝、科技进步等而存在。考古能证明最好(当然可以给文献加分),考古不能证明不影响夏朝的存在。相反,考古发现需要解释。具体到在二里头文化和夏朝的关系上,需要解释的是二里头,而不是夏朝。这个逻辑关系要搞清楚。

夏朝二.jpg

因此,《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的封面故事题为“寻找夏朝”实际上并不恰当,题为“破解二里头”更为合适。

一、文献中的夏朝存在的逻辑

夏朝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这方面有历史学家的大量论证,我不再赘述。我想从逻辑的角度来论证为什么夏朝的记载是可信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代的历史都是后朝书写前朝,周朝书写夏朝的历史,只是跨越了商朝一代,并不算不靠谱。根据专家考证,晚商和西周是有竹简的,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和犬戎火烧镐京等消失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周朝书写的夏朝历史呢?

这涉及到关于五帝夏商的记载的可信度的逻辑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相信“二十四史”,是相信其形成逻辑,即后朝修前朝的历史。那么,五帝夏商的记载,其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凭什么相信?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确立相信的基础。除了上述的跨代修史不无不可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逻辑,即:祖先崇拜。

根据摩尔根和塞维斯的理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序列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酋邦社会、国家社会。其中的“酋邦”,是美国学者塞维斯对于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称谓。

在酋邦社会里,某个成员的地位阶等取决于其与始祖关系的远近决定的,宗法等级决定政治等级、社会等级,涉及到每个成员极大的切身利益,因此人们对祖先世系的记忆和久远就要非常清楚,否则,社会秩序就会纷乱。在酋邦社会,人们崇拜的神祗往往就是祖先,“神即祖先,祖先即神”,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叫“以祖配天”。

据陈建华等课题组成员到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的实地田野调研发现,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彝族、苗族、白族、佤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当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家谱,不过只是口述家谱。一般的家族成员都能背诵出三四十代祖先世系,年长者可以背五六十代甚至更多。儿童从记事起,就开始背谱。

也就是说,酋邦社会的祖先崇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追溯文明历史的工具,类似“文字记载”、“Y染色体谱系树”的方式。而记忆祖先世系和口述家谱就是酋邦社会的遗产。

我们知道,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敬祖,“以祖配天”,具有浓重的宗法制观念,对祖先世系具有清楚的记忆,这是中国国家之前酋邦社会传给后世如五帝夏商周朝的遗产。

既然殷墟发掘和甲骨文证实《史记》记录的商王族世系,那么,《史记》记录的夏王族世系与先商世袭大致同期,凭什么商王族可以溯源到契而夏王族不能溯源到夏禹?因为其逻辑都是基于酋邦社会的祖先崇拜,都是基于社会秩序和宗法观念对清晰的祖先世系的需求。根据上述逻辑,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后裔,都是可以上溯的,具有可信度。

这从《论语》的相关记载也可以得到印证。《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句话的意思是:复兴灭亡的王朝,承继绝祀的世族,提拔卑微的庶人,如此天下自然归于一统。

复兴灭亡的王朝,比如分封灭亡的夏、商王族,比如把夏后氏的后裔分封为杞国等,把商王族后裔分封为宋国。

承继绝祀的世族,比如把颛顼的后裔分封在邾国,虞舜的后裔分封为陈国,伯益的后裔分封为徐国。

也就是说,西周初年,人们对彼此的族属和祖先世系知道得都很清楚,如此才有可能进行分封,关乎如此之大的利益,谁能忘记自己祖先的世系呢?

这就证明了在东周时期,人们都还有极为浓厚的宗法观念,还有清晰的族属祖先世系,并且对于祖先世系攸关分封等重大利益还耳熟能详,否则,《论语》也就不会有此说法。

英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就中国用青铜制造礼器说道:“这是因为你们对祖先的态度: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供奉祖先。正因为蒸煮的传统,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你们已经开发了非常复杂的技术与仪式,为死去的祖先提供食物和美酒。所以,当青铜这样一种珍贵的技术出现时,你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制造青铜礼器,祭祀祖先。”

不把握祖先崇拜攸关切身之重大利益这一点,就难以深刻理解和领会中国文献记载可信的逻辑体系,就会陷入西化的说辞(夏朝是周人建构出来的),就会陷入以后世的观念去理解远古的历史(后朝写前朝),造成穿越,造成“关公战秦琼”,造成“异域幻象”。这一点要切实避免。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像顾颉刚说的“层累”的情况?实际上,欧美文明也是这样。欧美文明在18世纪崛起开始,不断地溯源:古罗马、古希腊、迈锡尼、米诺斯、人类起源、物种起源、宇宙起源等。

这是人类各个文明发展的基本历程,这才是“层累”的本质。每个文明发达之后,都面临一系列问题:我是谁?源自何处?历经怎样的过程?人是怎么形成的?天地是怎么形成的?……

这一系列逼问就要拷问时人的历史记忆、记载,然后形成体系:三皇五帝夏商周,米诺斯-迈锡尼-古希腊-古罗马。

所以,“层累”的本质是一个辉煌文明的溯源而已,这种溯源言说有自,并非伪作。

当然,西方古史的形成逻辑与中国的不一样,中国古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祖先崇拜,西方古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神学史观和面对中国历史编年的压力。

中国文献关于五帝的记载,我相信,敏锐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感觉到良渚古城和石家河古城的地望和废弃以及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的地望和兴起,与文献记载的炎黄打败蚩尤、禹征三苗的高度契合关系(关于这一点,详见拙文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历史轮廓)。敏锐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古史文献的高度可信。

我们要紧紧把握我国早期文献记载中的历史记忆的基础逻辑,即祖先崇拜,就能“咬定青山不放松”,对自己古史形成充满自信,摆脱自卑,摆脱近代以来的失魂落魄和“河觞”泛滥,摆脱疑邻盗斧的心态,避免身坚志残,避免思想和思维处于被西方殖民的状态。

二、二里头文化是夏都的逻辑

如上所说,被剥离了文字资料的考古发现,是否具备实证文献历史的资格。就二里头来讲,实际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它陷入了自身的困境:它是什么?它需要解释,而不是它去解释别的。

关于对二里头的解释,我们把它们都摆出来,从目前看,主要有三种:

1.二里头是夏都

2.二里头为半夏半商

3.最早中国说

关于许宏个人瞎编而讲的故事——最早中国说,上文已经阐述,不再赘述。

这里着重说明一下前两种,这需要搞清楚下面三点:

1.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面貌性质。

2.二里头的碳14测年数据。

3.“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商分界1600BC。

考古学的致命武器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识别考古学文化,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从目前看,考古界的基本共识是,二里头和二里岗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而不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分期。

王巍说:“我要说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方向是北偏西,其他被确认的商代都城建筑方向却是北偏东。两者的方向很不一样,说明二里头与商的宫室制度有明显不同,这点从考古上应该是很清晰地可以看到的。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二里头整体上和商文化的面貌是不一样的。考古学应该从考古的资料出发来辨识不同的族属和集团,这就是考古学家目前能够得出来的认识。”

从王巍的发言看,根据宫殿朝向、城墙兴废、陶器组合变化等(切不可被白陶变灰陶、原始瓷消失、青铜器出现等干扰,要分清考古学因素的“轻重缓急”)考古学理论,基本上可以厘定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面貌以及族属变化,是能够做到,在这一点上考古学还是具有相对的确定性。无论如何,如果分不清考古学上的“轻重缓急”因素而不能“辨识”二里头和二里岗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这是考古学的失败,说明考古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

分析“城市建设异动是不是王朝更替”,不能抛弃一切文献而纯粹地分析,这里提出“王朝更替”不是凭空提出的,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在进行“城市建设异动”的逻辑分析时最简单、最直接、最纯粹、最自然的逻辑联想,丝毫不嫌生硬,二里头不是在月亮上,二里头在中国,二里头在河南的伊洛。

根据二里头的碳14测年数据:

1980年:BC1900-1500

2000年:BC1880-1530

2005年:BC1750-1520

2007年:BC1710-1530

根据文献本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朝的年代数据为2070 - 1600BC,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个数字是精确的、绝对的。下图为宋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仪式上的讲话的最后一段(详见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夏朝一.jpg

这里面,文献年代和碳14测年的数据都是约数,较为模糊,切不可把这些数据绝对化、精确化。我想说的是,这不是矛盾,恰恰相反,这是契合,非常契合。切不可把1600BC精确化、绝对化而把二里头文化分期横刀截断,从而得出“二里头为半夏半商”的解释,文科生要竭力避免犯这个错误(不该犯的)。

在相对确定清晰的二里头和二里岗的考古学文化,与模糊的碳14测年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代之间,怎么抉择?显然,应该以清晰和确定性的一方去厘定模糊的一方,而不是被模糊的一方搅扰而自毁确定性的一方。

这一点在逻辑分析上一定要注意。

因此,根据上述一番逻辑分析,就能快刀斩乱麻,理清思路,就可以排除掉“二里头为半夏半商”的解释。

关于二里头是夏都的解释论证,学界有很多,我就不赘述。

后记

综上所述,许宏囿于立场和偏见,玩弄大家于股掌之间,貌似严谨,实则另有所图(倡导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国古代史是一部胡化史)。许宏在视频节目中屡屡自称学者、学术,实际上,这叫欲盖弥彰,学术只不过是他的遮羞布罢了。

近代以来,中国人失魂落魄,“河觞”泛滥,很多人痛恨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精美分子、精日分子、精阿分子多如牛毛,不断进行各种自卑、自辱、自虐、自毁,呜呼悲哉!考古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我希望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不要被许宏一个人牵着鼻子走而玩弄于股掌之间,不能迁就于许宏个人的立场和偏见,看清许宏的意图,看清许宏屁股坐哪儿,看清许宏究竟代表的是谁?(下图截屏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23期,第49页)

夏朝.jpg

尧舜之都几乎找到了(参阅夏朝虽未明朗,但“尧舜之都”已经明确了!),夏都却还在扑朔迷离,谁的责任?找一个不相信夏朝的人去发掘二里头,能否具备寻找夏都所必备的热情和敏锐感?就像找一个根本不相信有冤情的警官去破案,能发现蛛丝马迹吗?

许宏内心有没有定见?“最早中国说”,还说不排除是“二里头是商城”,还认为“二里头是夏都”为假说,俨然活脱出一条泥鳅,可谓八面玲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许宏根本没有把“二里头”放在心上(如下图《琅琊榜》林殊心属靖王而玩弄誉王一样,可惜的是誉王已经看出来,很多中国人还蒙在鼓里),他早已心有所属——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国古代史是一部胡化史——这样的中国配有夏朝吗?一旦有了夏朝,他心中那个“所属”岂不失去了生根之地?岂不从此成为孤魂野鬼而四海漂零?

希望国家有关部门速将许宏调离二里头遗址,这无关“文革”,无关考古学或历史学,只关乎常识。不妨把他调去6000年以上的遗址当队长,让他好好去研究“他的”考古学,成人之美嘛!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25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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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笋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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