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走出西方话语体系的桎梏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秦博 徐实 时间:201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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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复兴步伐日益加快,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愈发需要社会科学理论对支持。加强立足国情、有全球视角的研究,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界在新时代的的重要任务。然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从方法论上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走出西方话语体系的桎梏。社会科学健康的发展方向,应该植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大胆地挑战来自基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非科学范式的人文社科知识建构模式。

一、西方中心主义是配合霸权扩张的理论体系

从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一些规律:19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中心论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在西方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例如,美国早期的政治家将美国视为罗马文明的延伸。这种理念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著作《联邦党人文集》中,还嵌入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参议院与罗马元老院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Senate)。美国统治阶级认为美国是罗马文明的延伸,于是他们也继承了一部分罗马的世界观——在罗马人看来,罗马之外的文明都不是文明。古国迦太基的文明发展水平并不比罗马低,但是罗马并不承认迦太基是与罗马同等水平的文明国家,必先摧毁之而后快。放到今天来说,美国统治阶级会认为中国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文明国家吗?答案显而易见。

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只考虑西方的发展历程,而非西方的文明不过是被西方话语描述的“边缘地带”。这种话语体系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塑造西方人的心理优越感,从而揽起拯救世界的使命,实质上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正因为如此,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能满足当代中国的需要——其诉求和议题与中国国情缺乏实质性联系,其非科学的研究范式更不可能为中国当前的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绝非西方学者的禁脔。中国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中国学者理应代表中华文明,在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中占踞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缺乏必要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不仅被西方制造出来的话语体系所绑架,而且非常缺乏全球格局,甚至局限于用中国的经验数据验证西方的理论。如此邯郸学步,意味着不敢也不愿创造新的知识体系,甘愿沦为西方理论的低端“复读机”。

西方中心主义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严重缺乏客观性,往往隐含着两种逻辑:一是自负地认为,以西方经验发展出来的理论学说拥有普遍的解释力,可以自动推广到不同社会;二是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华文明不具备西方文明宗教伦理的特征,所以没有资格成为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者。由于对外国社会缺乏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我国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集体想象和狭隘经验之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造就了普通大众乃至学术界对于西方社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样的幻想,进一步助长了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侵蚀。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落后方法造就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许多研究课题严重脱离国情、脱离社会实践,沦为小圈子里面的自说自话。这无疑降低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力,抛去小圈子内部的相互吹捧,社会上普遍存在“社会科学研究能管什么用?”的质疑情绪。另一方面,某些学者将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用于解释中国问题,由于理论“水土不服”而难以自圆其说。即便如此,这些学者仍然将“挟洋自重”的研究模式奉为学术的“正朔”和捷径。这导致社会科学界充斥着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而对于中国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很难提出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理应怀着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平等地开展与西方国家学界的互动。推动以全球社会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是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中日益迫切的知识需求。这既是我们制定科学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前提条件,也是我们我们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合作共赢国际环境的基础。

从认识世界的角度观察中国,从认识中国的角度观察世界,不仅是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面向未来的新格局,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达,往往和社会田野调查的视野有重要关系。例如,“民族志”是一个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人类学”的术语,本应指深入异文化所进行的田野研究。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人类学家、人文社科研究者仅仅将民族志作为家乡、本土、本族和本国研究的手段,这种研究倒是好做,却导致缺乏必要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

从知识形成和传递的角度来说,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伴随着西方文明近代以来处于世界主导地位、享有文化霸权的历史背景。19世纪以来的西方社科学术作品清晰的表明,以西方文化的视角观察非西方社群,几乎是所有的研究者的思维定式。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定势,即西方人是研究者,而非西方人或非西方社会沦为社会科学“手术台”上的被解剖对象。这种思维定势的后果,就是非西方社会的叙事不断沦为一种西方学界和大众的猎奇心态,造成了原型偏见(即西方人固定的认为东方人就是这样或那样,反之亦然)。

“去动物园看猴”的猎奇心态,在观念上不断强化西方社群和非西方社群之间,“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如果西方社群和非西方社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西方学者在社会知识的建构中占据优势地位,这就很容易使得西方学者产生虚妄的优越感,自封为普世价值的设立者、世界规则的制定者。

这无疑是遗憾的。社会的叙事是支撑社会科学理论架构的砖瓦。西方社会科学用全球范围的社会叙事支撑自己,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仍局限于本土的社会叙事,格局还不够大。更糟糕的是,某些“挟洋自重”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仍然以西方的话语体系来研究问题,中华文明历史积淀所孕育出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反倒没有参与到当代理论的构建中。

有些中国学者即使有幸出国交流学习,却想当然把西方社会当做只能仰视的圣殿,不懂得以客观的视角观察西方社会。最后,他们带着所学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回国,有意或无意之中沦为西方学术的“二级传教士”。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不平衡。

社会科学并非束之高阁的象牙塔,它也有应用研究的层面,也要讲究学以致用。但当下不少研究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完全依照西方话语体系来研究中国问题,其思想和研究结果都沦为不切实际的笑柄。例如,我国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与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方向完全不符,严重偏离人民群众的实际观感。北大教授张维迎鼓吹,国家不应该向基础研究投资,产业政策都是无效的。这种低级的言论已经达到了反智的程度,沦为舆论的笑柄。美国在国际范围内领先的产业,早期的研发大都获得过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推动航天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阿波罗计划”。这些事实将张维迎的观点驳斥得体无完肤。

同时,张维迎在其思想上也显出惊人幼稚,他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鼓吹“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 而事实又如何呢?华为的5G通讯技术专利,潘建伟院士的量子通信技术,国防科技大学的超级计算机设计等大量中国当代高科技成果,都是世界公认的伟大创新,张维迎等崇洋媚外之徒的说辞不攻自破。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拥有国际格局的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合各个国家的国情,只不过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而西方的普世价值,说穿了是把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价值观强制推行到别的阶级脑袋上,而且还是以霸权乃至暴力的手段。这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所说的阶级压迫的延伸。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反驳“西方文明中心论”提供了绝佳的理论资源。

首先,马克思肯定地认为非西方地区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种规律绝不是针对某个地区、国家发展道路或阶段的归纳,而是认为,每个国家由于自身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会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历史上,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米海洛夫斯基试图论证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而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曾经以马克思的理论做论据。而马克思本人对此予以坚决驳斥,强调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它只适用于西欧。

其次,马克思毕生为解放被压迫者而从事学术研究,努力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阐明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晚年,他集中精力对非西方社会进行研究,写下了《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同情包括非欧洲地区在内的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坚决反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受马克思的影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对“西方文明中心论”持反对态度,对第三世界人民抱以同情。中国社会科学应该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汲取上述理论养分。

平等的国际互动调研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拓展视野。更开阔的眼界有利于议题的选择、对象的甄选、观念的形成,由国际社会经验所提供的论说将更具说服力。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学者的调研没必要局限于本国社会。既然有功夫学外语,就应该使用外语去阅读更多的原文资料、调研更多的国际社区,身体力行“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民族主义的观点或研究框架而放弃学术研究的公正性。明清统治阶级的“中华文明中心论”曾经严重阻碍对外交流,使得中华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固步自封的错误岂能重演?

习总书记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正途,即“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其中,关键还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国情为中心来研究和回答国内外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好,提炼出科学的、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个任务完成得好,就不仅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方法论的支撑,也能够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智慧和力量。

社会科学集中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理论素养和精神状况,是国家极其重要的软实力,甚至关系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国家若想有效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那就很有必要建立科学的、符合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反之,就有可能失去创造本民族文化的机会,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沦为别国的附庸。某些掌握文化霸权和理论制高点的西方国度,就会用他们的“手术刀”任意解剖甚至丑化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形象,进而产生一系列阻碍国家发展的不良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占据社会科学的理论制高点和主导权,主动清除西方中心主义在人文社科研究上带来的明显弊端,提高方法论层面的自信与自觉,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将因此进入一个更加繁荣的新时期。

(秦博,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徐实,生物制药专家、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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