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与西方理论——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谈录

来源:《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杰姆逊 颜芳 时间:201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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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姆逊

(1934-),男,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人,当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代表作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

颜  芳

女,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

摘要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重大课题的组成部分,本访谈围绕该课题的相关议题展开。在访谈中,杰姆逊教授指出将农民作为历史主体和平民主义是“毛主义”对西方具有吸引力的两大特征,随后他就毛泽东的《延安讲话》、辩证法思想、人民概念、实践概念等发表了看法。此外,他还对“毛主义”与阿尔都塞、雷蒙·威廉斯、巴迪欧等西方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及与他本人的理论思考之间的关系发表了意见。最后,杰姆逊教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了他的期望。

正文

颜芳(下面简称颜):杰姆逊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①总体而言,您认为西方理论家如布莱希特、阿尔都塞、萨特、雷蒙·威廉斯、朗西埃等是出于什么原因对“毛主义”②感兴趣呢?

杰姆逊(下面简称杰):对布莱希特、对所有这些人来说,“毛主义”是共产主义仍然存在的一个标志。所有这些人、这些西方共产主义者,他们都知道斯大林和苏联的问题,其中有些人认为自己或许会对苏联产生某些影响,尽管他们不会大声张扬,但是中国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毛主义”意味着共产主义的革新。 

我认为“毛主义”有两个特征对西方具有吸引力:第一个特征是“毛主义”坚持将农民阶层作为历史的一个主体。当然了,最早的工人都是农民,他们到城市里来学习机械技术。这是“毛主义”的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特征,也是将“毛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区分开来的特征之一。第二个特征,我会倾向于用平民主义(populism)这个词。在当下的美国,平民主义显得尤为重要。在我看来,平民主义很容易陷入某种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甚至某种人道主义(humanism)。正是在人道主义这一点上阿尔都塞区别于其他理论家。阿尔都塞所反对的人道主义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来自东方的“解冻”时期的人道主义。当时在波兰、在南斯拉夫发生了两次哲学上的人道主义运动。萨特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些人道主义运动,但是阿尔都塞则对此抱有敌意,认为这种人道主义将消解为某种半-西方的假象(semi-Western semblance),因此他希望保持来自“毛主义”的推动力,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朗西埃是一个平民主义者,有反智主义倾向。至于雷蒙·威廉斯,很难说英国人与“毛主义”的关系,因为英国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阶层,只有自耕农(yeoman farmers),威廉斯谈到过自耕农,或许这就是他与中国的关联所在。我记得威廉斯在他的自传《政治与文学》收录的访谈中就谈到了中国与“毛主义”,你可以读一读。除此以外,我认为整个英国新左派集团的驱动力,特别是在更为成熟的英国左派那里,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毛泽东。如你所知,对于西方来说毛泽东的关键性的文本是《矛盾论》和《实践论》。1985年我在北大讲“新左派”的时候,当天是恩格斯的生日,事后我被告知我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谈到毛泽东思想对西方具有重要性的人,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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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无意识》

颜:我对“毛主义”与您的理论之间的关联非常感兴趣。在《政治无意识》中,似乎您特别强调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先性,您提出政治视角并不是一种辅助性方法,而是所有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野。③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也谈到了评价文学和艺术的政治标准问题。

杰:不,那并不是我的立场。顺便一提,现在有人在研究毛泽东《讲话》的不同表述版本的问题,我想应该会非常有趣。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的其实是艺术家可以去试验(artists can experiment),一个人必须在所有领域去试验(one has to experiment in every field),因此我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并不必然是反现代的。关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我的立场和毛泽东的《讲话》不一样。《讲话》产生于革命的情境之中,它服务于教化的目的。

颜:在上学期您的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课程④快结束的时候,您谈到:“我现在认为马克思是对黑格尔的扩展……马克思包含了黑格尔、并且在某些形式上以黑格尔为前提。”按照类似的思路,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扩展、毛泽东思想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您同意吗?

杰:可以,我认为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有益的方向。如果你要找一个相反的做法,那么你必须要看一下巴迪欧,因为巴迪欧将很多毛泽东的口号——“一分为二”等等——传送回了西方的哲学情境之中,因此也存在这样的影响。最开始,巴迪欧将一篇来自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的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研究翻译成了法文,他还为此写了导论。⑤在某种程度上,很多情况取决于当时依据的是什么翻译以及是什么时期的翻译。他们(中国研究者)从日本人那里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材料,或许黑格尔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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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实践论》

颜:您刚才提到了《矛盾论》,请问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对您的辩证法思想有哪些影响呢?

杰:我会这样运用毛泽东的辩证法:对抗性矛盾总是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之间,但是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今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处理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文本,而在这些文本中有很多矛盾。我认为在每个阶级内部存在着很多矛盾,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矛盾,因为工会与政治运作的矛盾始终存在,这些矛盾也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矛盾。我认为,这应该取决于政治阐释者根据政治情境去决定哪些非对抗性矛盾应该被激发为对抗性矛盾,但是这永远是一个历史时机和历史情境的问题。

颜:人民是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概念。您如何看待人民这个概念呢?西方理论界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讨论,例如,麦克尔·哈特区分了“人民”与“诸众”(multitude)两个概念,强调“诸众”的差异性和多元性。⑥相对于“诸众”,朗西埃则强调“人民”(the people)这个概念是政治的构成性概念。⑦

杰:我认为,人民这个概念是以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社会为基础的。“毛主义”中的人民概念,不仅指的是城市人民,不仅指的是官员知识分子,还指的是全体农村里的农民。法国有一些农民,但是美国没有农民阶层。从长远来看,很难找到关于什么是集体的正确定义,因为集体始终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我认为平民主义的问题性的一面就是对这个同质的统一体(this homogeneous unity)的想象。就当下的美国而言,平民主义是一个在政治上极度含混不清的概念。

颜:您刚才谈到了农民问题以及人民这个概念,葛兰西在处理所谓的“南方问题”时提出了“民族的-人民的”(national-popular)概念,他认为北部工人阶级应该与南方农民联合,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近似于毛泽东关于“人民”问题的思考。

杰:但是问题在于,意大利南方农民和北方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非常不同,因此才有这些两分法的概念。在美国历史上,在19世纪晚期我们有所谓的平民主义运动(Populist Movement),这是一个被种族问题所瓦解了的农场主运动,黑人农场主或佃农和白人农场主不能共存,这正好被种族主义利用。但我认为仍然存在着对农民阶层或者对农业基础的怀旧感,因此我认为朗西埃可能是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从回顾过去历史的角度运用“人民”这个概念的。至于“诸众”,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总体化(totalizing)的概念,“诸众”这个概念反映了由不同的阶级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群,但并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聚集。

颜:毛泽东以强调实践问题著称,您能谈谈毛泽东的实践概念吗?一般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更关注的是社会层面的实践,而毛泽东除此之外还强调个人层面的实践和自我改造。

杰:是的,但是我认为这仍然是由历史情境所决定的。毛泽东的实践概念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建立军队、抵抗日本侵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系。因此,那个时代的实践的含义就与今天的实践或者葛兰西时代的实践的含义非常不同。葛兰西试图建立普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联盟以接管国家权力。我认为这并不是我们今天的情境。你知道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显然任何马克思主义都希望改变世界,但是仍然要根据历史的情境去判断什么时候行得通、什么时候行不通。 

颜:有些美国学者认为“毛主义”已经过时了。您如何看待“毛主义”与当今世界现实之间的关联性呢?

杰: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毛主义”仍然是关于真正的革命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典范,而且它非常不同于苏联革命。我认为“毛主义”中的某些时刻仍然非常重要。对农业的强调、对比工人阶级更为宽泛的社会基础的强调等——虽然我认为今天工人阶级的角色已经大为减弱了。任何革命的理论——那些我们所继承的经典的理论——无论是列宁的、托洛茨基的、还是毛泽东的,我不认为这些理论可以直接被转化到我们当下的现实中来,因为历史的情境已经大为不同了,但是它们仍然各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颜:您如何看待您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

杰:我想问题在于,我的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非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是消费主义的概念。而我试图做的其实是将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嵌入马克思主义、嵌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之中。在翻译过程中这些意图遗失了,我想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是全然不同的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许中国当时需要的是现代主义而不是后现代主义。

颜:您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发挥的社会责任或社会功能呢?

杰: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区分作为工业化过程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我认为邓小平区分了这两者,正如大多数共产主义政府一样,他的政府坚持首先实现现代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动因(socialist incentive),我并不认为只是谈一通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奏效的,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而且是很困难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我认为重要的还是对资本的批判这类问题,例如,关切资本的发展所导致的农民利益受损等。我想这些问题可能才是研究的入口。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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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Notes】

①这篇访谈稿是笔者于2016年4月26日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在其办公室交流的情况记录。杰姆逊教授对访谈稿提出了修订意见并同意笔者将其翻译成中文发表。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负责人胡亚敏教授对我的课题研究及访谈工作所给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

②“毛主义”主要指西方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及相关的西方社会运动。

③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P, 1981) 17.

④这里指的是杰姆逊教授于2015年秋季学期在杜克大学文学系开设的Paradigms Modern Thought 课程(LIT 690-8),课程内容为讲解黑格尔的《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

⑤这里指的是Alain Badiou, Joël Bellassen, and Louis Mossot, Le noyau rationnel de la dialectique hégélienne :traductions, introductions et commentaires autour d'un texte de Zhang Shiying (Pékin, 1972) ( Paris: François Maspero,1978).

⑥ Michael Hardt, “‘Address’ to The Working Class or Multitude”, Jan 25th 2003,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2003/01/debate-hardt.html

⑦ Jacques Rancière, Dissensus: 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ed. and trans. Steven Corcoran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10) 84.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225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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