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误读 ——丛书(给理想一点时间)的若干错误观点评析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姜迎春 时间:201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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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潮始终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自己的核心任务,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经验教训看,我们应高度重视自由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腐蚀与破坏。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提出了“给理想一点时间”的历史愿景,认为自由主义必将取代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必然成为现实。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既误读历史又误读现实,其无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及其远大的发展前途。

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理想能够起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理想,它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指南针和助推器。

但是,在当代中国,也存在一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对立的社会理想,即自由主义理想。这一社会理想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只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它视资本主义文明为“普世文明”,与这种“普世文明”不相同的文明都是异类。

然而,近代以来世界文明的进程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表明,所谓的自由主义理想在中国行不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正途。

尽管如此,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人仍然不放弃、不抛弃,他们相信时间会站在自己一边,时间会证明他们是对的,畅销丛书《给理想一点时间》就表达了一些人对自由主义理想的“忠贞”。

其实,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人,只不过是“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他们之所以会犯这样的毛病,是因为他们既误读历史又误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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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思潮的当下愿景——“给理想一点时间”

从2012年1月到2016年4月,丛书《给理想一点时间》先后出版六辑(第六辑为“精华本”), 前四辑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后两辑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据报道,丛书非常热销,影响广泛,有些基层党组织因书名有“理想”二字成批购买分发给党员群众学习。可见该丛书名“给理想一点时间”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只看书名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引导人们放下功利追求以留下更多时间追求崇高理想的书。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崇高理想一般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关。恰恰相反,该丛书所倡导的理想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关,它运用自由主义人性史观,表达了自由主义理想观,认为时间在自由主义一边,自由主义最终总会取得胜利。这种罔顾历史与现实的盲目信仰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其理论上的矛盾性随处可见,

 “自由主义倾注在抽象的‘自由’、‘民主’上的这种政治理性,表面上是对全体公民理性能力的信任,其实它真正信任的是处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圈内的人们,是西方现存的社会制度。”[1]

丛书《给理想一点时间》所有文章均选自凤凰网博客,丛书名取自其中一篇文章,该文章的题目就叫《给理想一点时间》,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该丛书所倡导的理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给理想一点时间》这篇文章开头为引出作者信奉的那种“理想”,首先比较了国共两党实行土改的差异, 

  “在总结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展开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这边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20年代末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2] 

从这里可以看出,该文作者对国民党的所谓“和平土改”是赞赏的,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是否定的,并认为土地革命只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前者是和平的,后者是暴力的。 

第一,国民党的所谓“和平土改”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前者不触动所有制关系,后者则不然。没有改变所有制关系的土地革命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

第二,“阶级斗争”不是纯粹“想出来的词汇”,而是阶级社会的客观现象,历来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都不是谁凭空想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一切社会革命都是因为“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同时“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

第三,用想象代替历史,用片面的历史否定全面的历史,借想象的、片面的历史否定现实,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一大特点。

在比较了国共两党实行土改的差异之后,《给理想一点时间》一文的作者抒发了自己的理想,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3]

在这里,作者大概说了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20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走自由主义即资本主义道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

  第二,中国没有发生苏东剧变那样的变革是错误的,错过了走自由主义道路的机会;

  第三,过去没有走自由主义即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要紧,中国终究要走自由主义道路,因为时间在自由主义一边,只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给自由主义理想一点时间。

这些观点错在哪里?

首先,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这个历史过程也是自由主义不断失败的过程,这个失败的过程充分证明自由主义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其次,中国没有发生苏东剧变那样的变革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大幸,苏东剧变的最直接后果是共产党kua台、国家分裂,中国如果发生了苏东剧变那样的变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永远不会实现。

再次,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给自由主义拓展自己的机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由主义仍然没有做大自己的机会,原因就在于它在中国“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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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主义理想追求的自由是一种抽象的自由

自由是一个极富争议的概念,不同的理论对自由的理解往往差别很大。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强调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的前提,具体而言就是强调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前提,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被压迫民族人民实现自由的前提。而自由主义自由观强调,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想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证明。而且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于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妨碍你自由的环境。……因为别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剥夺它。有时候也要给敌人以自由。因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变成了敌人,如果给他自由本来应该是朋友。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使有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这是问题的所在。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自由的真义,并以此行事,他一定是一个受周围人士欢迎的人,和他有接触的人都会喜欢他。他的一生也会更顺当,不会磕磕碰碰。如果他是一位当官的,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办理公务,百姓会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更和谐,会少掉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连战争都不会发生了。……不可否认,中国追求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没有平等地位,也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自由。有许多行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如金融业,石油业,电力业,通讯业。这些行业利润非常高。而民营企业没有进入的自由。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在过去三十年内做的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会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CATO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4]

概括起来,这位作者的自由观大概有这样几点,

第一,人的本性是自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不干涉他人自由是一个道德律令,“如果他是一位当官的,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办理公务,百姓会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更和谐”;

第三,中国要实现自由需要像CATO这样的组织的参与和鼓励。

所谓“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一个极其空洞的判断。如果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人类历史上就不应该存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因为那些实施压迫的阶级和民族也是由人组成的。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这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自由被强行剥夺,人的本性在哪里?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人都应遵守的道德律令,19世纪初,英国人为何要将鸦片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中国对英国的侵略稍有反抗,所谓文明国度的官员就暴跳如雷,

“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取得物质上的保证,以免将来再受侵犯…… 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蟒衣官吏…… 应该把他们〈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作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钮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在桅杆上吊上十来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我们已经过分宽大了!…… 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5]

将侵略战争发生的原因归于外交官没有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德律令,更是不着边际。美国CATO研究所是一家致力于推广西方“自由”普世价值的研究所(所谓“智库”),中国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不需要它的推动。因为,它实际想推动的是根本改变当代中国的基本制度。自由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空喊什么“人的本性是自由的”,除了给中国社会增添一点噪音,什么也改变不了。有些人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完全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按“各种哲学家的主观方法提出的”,这些哲学家,

“或者是把‘社会人士’的活动,或者是把‘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理想一类的胡说,当作这种应当不应当的标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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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错误认知

自由主义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偏离了世界主流文明发展的道路,中国要想重回世界主流文明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如,有学者认为,

“正如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数学一样,也不可能有中国独有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有些人宣布他们不喜欢的那些西方学理都包含帝国主义的祸心,应该驱逐出中国!在爱国辞藻后面,这些人冀图画地为牢,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割裂为两块,彷佛中国研究是他们的禁脔。要是以为他们完全排斥西方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力图拒之门外的是公认的现代主流文化,而叫卖的是另一种从西方旮旯里找来的极端思潮,拌上传统文化中的陈腐作料。”[7]

这里涉及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二,西方文化是“公认的现代主流文化”吗?每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差异,每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打上了自己民族的烙印,因此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各有其特色,因此“不可能有中国独有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是一个违背哲学社会科学常识的判断。一些人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为了推销他的所谓“西方学理”,用所谓“西方学理”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西方文化是世界多样文化的一种,谁有资格说西方文化就是“公认的现代主流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指出,

 “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8]

 就历史必然性而言,革命是无法“告别”的,因为革命是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存在没有革命的历史时间。所谓“告别革命论”实际上就是“否定革命论”,这种否定是选择性否定。因为,自由主义学者从来不否定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对英国、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不质疑和批判,但是他们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这种选择性批判充分说明了自由主义理论的政治本质。有的人通过否定革命的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比如有人认为,

“再往前说改良与重建,大清延续了君主封建统治二千多年,是通过君主立宪改良中国,还是通过革命重建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时,人们谈得最多的是,改良与革命赛跑,最后,革命跑过了改良,从辛亥革命到共产革命,再到后面的‘文化大革命’,改良没有成为中国百年主题,而革命,却成为主题。革命带来了什么呢?革命本是不可持续的,但令人吊诡的是,中国百年革命,却持续进行,一种革命失败了,另一种被命名的新革命开始了。盘点一下百年革命,会有惊人的发现,革命培养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或者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培养了革命。……清末的君主立宪,大清政府也曾派员到日本、欧洲考察,甚至制定出一系列立宪法规,一方面想保住帝祚万世一系,大清江山不变色,另一方面又要顺应世界潮流,让社会精英与百姓有参政的空间。可惜,革命突然的冲刺,跑到了终点,大清立宪毁于一旦。大清没有得到‘改良’,而革命也没有重建起共和的体制,‘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得到普遍的宪政启蒙,自由与责任、权力与制约、民主与程序、信仰与契约精神等等,都没有播种到人们心中,特别是精英权贵阶层没有接受普遍的宪政启蒙,革命被说成正义,但民主宪政却没有被普及成常识。所以中下层管理者只能城头变换大王旗,底层民众也只能根据赵家老爷穿什么样的衣服,来看政治天气变化。”[9]

该文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中国带来了革命,而“革命培养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或者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培养了革命”;同时,革命打碎了清朝的宪政梦,如果清朝在其后期实现宪政改革,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机会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实给中国带来了革命,这个革命是一种新型的革命,它是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历史辩证法在中国不断普及的历史过程。至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的,那些主张“告别革命”、“宪政万能”的人往往表现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形而上学思维特点。中国取得的进步再大都不会触动和改变一些人固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这些人看来,只要中国不实行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特别是不实行西方宪政制度,中国就是“异类”、就是落后的。这种形而上学思维得不到历史与现实的任何支持,只能依靠假设历史和歪曲现实来编造自己存在的理由。

有的人将西方宪政制度视为人类最完美、最终的政治制度,许多人因无法理解这种理论的反辩证法性质而深信不疑。恩格斯指出,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10]

可见,所谓“历史终结论”是反历史辩证法的。在当代中国,一些人无视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将西式民主奉若神明,竭力主张照搬西式民主,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漠视,在方法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指出,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1]

注 释:

[1] 侯惠勤:《侯惠勤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第597页。

[2]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选自《给理想一点时间》第1辑,李志题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99-100页.

[3]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选自《给理想一点时间》第1辑,李志题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第100-101页。

[4] 茅于轼:《追求自由使人们得以摆脱贫困》,选自《给理想一点时间》第3辑,李志题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5]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9页。

[6]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7] 袁伟时:《承先启后的火炬》,选自《给理想一点时间》第2辑,李志题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17-118页》,该文亦刊登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第20-24页。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

[9] 吴祚来:《重视社会建设中的改革与重建》,选自《给理想一点时间》第4辑,李志题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59-161页, 该文还刊登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11月20日第B10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217页。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14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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