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屏幕中的乾坤:新自由主义人格的塑造与不满

来源:微信公众号“批判传播学” 作者:吴靖 时间:201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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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传播与媒介技术的社会理论、新媒介技术的社会使用与文化分析、新媒体与创意产业、视觉文化。主要著作有《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

编者按:

本文为"北大新闻学茶座"第50次活动(2015年12月27日)的主要内容整理,本次讨论由程曼丽教授主持,本文已收入《北京大学新闻学茶座精编2》(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前言

今天的交流题目是我持续思考的课题和当下的研究思考方向,说起来和新闻史还是紧密联系的:我一直关心的是传统新闻史不太关注的领域——日常生活的思想史,即文化史——媒介的意识形态或者是观念在媒介中呈现的变化和时代精神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近些年,我开始关注新媒介观念的历史变化。在当下新媒介发展语境下,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能够改变社会”或者“互联网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完全颠覆了以前的社会结构”的话语变得比较主流。但从更加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新媒体的所谓决定性、颠覆性的变化是否存在?之前的媒体是什么样子的?之前的媒体的所谓的“落后”或者说是“问题”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如果说新媒体能带来革命,技术上又有什么本质的特征使得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技术本身导致旧媒介不能给我们带来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或者是观念上的建构呢?

我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开始思考:我们是如何理解数字媒体或者说互联网技术观念的?我们是怎么描述或者想象它给我们社会带来变化的?在互联网出现到现在二三十年间,数字媒体的观念有没有变化?我们对新媒介技术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其的接触使用和我们对新媒介制度的设计?

当我沿着观念史往前推,我之前研究积累和兴趣就不断跳出来,发现电视这种大众媒介在媒介技术的发展或者是说大众传媒对社会变迁影响的话语之中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历史中有些思考对今天有启迪意义,比如,我们关于电视的理解是怎么产生的?关于电视这种文化形态和对社会的影响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我们有过怎样的思考?我们应该赋予电视什么样的文化角色或社会责任?这种想象是如何落实到我们对电视的制度设计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我们把互联网和电视进行对比时,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实际上,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去深挖时,就会发现新媒介技术也并没所言的那样“革命”——实际上,旧媒介也有作为新媒介的时候。当它们是新媒介时,围绕着它们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的话语建构和对它们的社会想象以及基于这些想象的实践、媒介的建构与生产、媒介的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都可以被我们用来关照和反思当下对新媒体的思考和实践。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回到“旧媒介”。

今天,电视好像在这个喧嚣的世界要被取代、被边缘化了,互联网要成为所有新的媒体的中心。但喧嚣之外,应该看到的是电视作为非常重要的大众传媒机构所生产的内容形式在这几十年社会生活中已经内化为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对我们时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建构作用,乃至今天新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上的视频节目并没有跳出传统电视所积累的或者说建构起来的叙事方式、节目类型和建构日常生活世界的模式。

今天茶座的一个核心就是我想考察电视的制度设计和电视的内容生产以及内容所表达的观念层面的东西(即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制度设计的背后更基础的东西就是我们对于媒体的想象。我们需要有一种社会想象——希望这个技术扮演怎样的社会角色或发挥怎样社会作用,并依据这样的想来进行制度设计。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并不是简单的媒体技术的变化或者是媒体的变迁怎么样带来了观念上的变迁这样非常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话题,而是更辩证的关系——即我们的社会想象会影响社会制度。当然媒体技术本身也会塑造我们对它的想象。在特定媒体制度下,我们会进行日常的媒体内容的生产。这些媒体的内容生产它所产生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其中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媒体是什么,媒体制度应该如何设计的想象。所以这是一个相互建构又充满变数的、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过程。

我今天想描述一个现实中已经存在、历史中实然已经存在的电视制度和电视意识形态两者相关性的变迁。同时,我也想提出:这样的变迁并不是必然的,尽管现实是这样、也向这样方向发展,但它不是必然的,是可以介入的。我们如果可以首先改变我们的想象,挑战我们的传统想象,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媒体制度的重新设计来去改变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局面。

技术转型与时代

电视自20世纪中期起直到今天完成在全球普及——欧美国家是二战以后,中国是八十年代。80年代初,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现代化的指标就是电视普及率或者说电视工业的发展。为了快速地在超前于我国的电子工业基础的前提下普及电视,我国主动推广:在80年代初,政府提出了由中央、省、地、县“四级办电视”。欧美国家一般在60到70年代初电视完成普及,我国则不到10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实现了普及。

这段时间又正好有一种新型公共领域的产生了——即由社会介入国家发展、社会变革的舆论。不仅中国,全球电视一直是公共领域的核心。逻辑很简单——电视是最典型的大众传媒形式,普及率比印刷媒体高。电视在技术上的特征——广播式的、共时性的、大家能够共同去接受的媒体,使得电视内容非常丰富。由于电视内容是在时间中延展的,因而到了电视成熟的阶段,基本上24小时循环播出。随着有线技术的发展,电视频道也越来越多。电视相对于其他大众传媒而言,覆盖面最广、内容最丰富的、能够接收面最大。

电视与其他的视觉媒体相比,在接受上有一大优势——在私人家庭中接受。这是一个制度设计——这不是中国设计的,而是一种制度依赖,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形态——电视在西方被设计在家庭或私人领域中,但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又从电视中出现在我们的私人领域之中,一直是勾连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核心媒介。在一个日益个体化的社会中,电视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的想象。虽然生活在私人场域中,但在看电视的过程中,我们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大的共同体的成员。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了小说还有新闻印刷的媒体、报纸是我们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的机制。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平台这种作用就转移到了电视。因为电视一直扮演核心的、包容整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媒体的角色。

实际上电视作为一种视听媒介,一直(尤其是在新媒体出现以前,电视还有垄断地位之前)是作为一个提供社会大众所关心的话题、现象、生活事件的窗口存在。所以,电视和我们的时代精神有着同构性。在中国电视文化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从80年代开始著名的节目类型,如90年代初的《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百姓空间》等新类型的确立,以及重要话题集中的展示和引发大众的社会讨论和争议,都是在电视中产生的。今天,我主要谈论三种主要的非虚构类节目。非虚构类节目以新闻为核心,延展出纪实、谈话等深度报道等电视调查节目类型,是以报道现实生活、让观众及时地和当下社会生活相关联,知道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新状态为特征。

电视在传统制度设计上是公共服务的媒体,最主导的特征是公共服务。电视最传统的运营环境是垄断。在今天的语境下我希望可以解释一下垄断这个概念——即为什么在传统的公共理念下,垄断并不是负面的概念,不是要反对的。因为在今天完全在市场化的思维方式当中,自然地以为垄断是错误的。

但公共服务的理念从哪里来呢?公共服务的理念有两个重要的传统:英国的传统和美国的传统。英国的传统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在广播媒体发展的初期,BBC公共服务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广播(radio)基础上,后面电视延续了广播制度设计,其理念认为文化不能完全被商业所主导。因为商业所带来的一定是满足绝大部分人及时享乐和需求的,但是文化需要超前性——文化要提出一些大众暂时不能接受的议题。电视因为技术强大、覆盖性以及及时性,声音和画面的冲击力,所以早期制度设计者认为电视不能随意由商业机制左右,因而英国的广播电视最理想的形态就是公共服务。为了达到公共服务良好的效果,英国广播公司(BBC)还需要一定的垄断性来限制商业模式发展——如果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最后会导致同样用收视率或广告的方式来竞争,那么公共平台的设计就没有意义。很明显,公共广播在传播效率上是没办法与商业广播竞争的。如果想达到利用广播来进行文化建设,或者公共领域建设的目的,在商业竞争背景下会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英国早期这种设计的理念是提供一个垄断性平台——它是公共的,但平台内部要提供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需要严格的讨论、制度设计的。比如,一个平台内部需要有文化层级的多样性——高雅文化、中等文化和大众文化怎么样去平衡;然后要有阶层的多样性——代表不同阶层的话语、诉求;还有地域多样性——不同地区有自己所侧重的语言文化。其实,如果大家了解中国电视的历史,会发现当中相似之处。我们在节目内容、节目类型的设计理念中,也兼顾了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地域的、语言的多样性、阶层多样性。

美国是商业的传统,但在早期无线广播的时代对广播电视特别制定了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最早是技术原因:当时无线频率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会造成天然垄断,完全不可能像印刷媒体、电影等能在开放市场上竞争,还能保留多样性渠道——如媒体机构非常多等等。因为频率的稀缺性,所以不管是最开始开放的市场竞争还是政府管理投资,其发展状况一定是垄断的,只能由几家媒体或者几个频道在市场上播出。所以,基于技术上原因,美国在早期电视管理中也偏向公共服务,对商业系统进行公共服务的管理或进行公共服务的要求。

所以,无论是商业为背景发展出来的广播电视模式,还是一开始就以公共服务为主的发展模式,到最后都是电视是一个垄断性媒介。相对于其他媒体,电视被赋予更多的开放性、向很多社会阶层开放的责任,需要承担很多公共服务的职责。这是和一般商业化大众传媒不一样的地方。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高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影响到了社会经济政策方方面面。媒体中具体表现就是去规制化(deregulation)——改变公共服务和垄断,开放市场准入权利,让多样化资本能进入原来封闭、垄断的媒体行业之中。制度设计上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把原来媒体领域的进入门槛降低,外面资本能购买广播电视机构。此外,在跨媒体兼并方面,此前所做的一些比较严格规定被修改——之前基于公共服务考虑,媒体不能一家独大,虽然电视需要垄断,但是必须要有其他竞争者,如广播以及其他媒体渠道;以前对于其他的媒体机构、媒体资本来进入电视领域、广播领域是有很严格规定,现在这些规定也都放开了。

最具指导意义的是美国《1996年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该法案的发布,导致了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出现大量媒体兼并,且兼并涉及资本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原来不相干行业都被整合。现在大型的媒体企业都是多媒体企业,都是在《1996年电信法案》的影响下形成的,而这些企业兼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电视。原因很简单:电视的传达力最强,能抵达每个家庭,门槛也最低。对于任何想拓展自己商业利益或者可见度的,不管是媒体,还是其他企业,对电视的收购是首当其冲的。所以,外来资本的进入,非常明显地改变了传统的公共服务体制下电视(尤其是非虚构类型节目)生产的精神气质。原来在公共服务的体制下,新闻或非虚构类节目生产有特定的精神气质——其生产模式是面向公众、面向公共领域的。到了更加商业化环境,所有节目都需要面对消费者,面向利基市场,节目和内容生产则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因而对电视的精神气质冲击非常大。

新自由主义是不是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中主流的政策理念是一个争论话题。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是现实。我列举几条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特点,大家可以判断:

首先,市场至上。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理念还是“应该由市场管理、市场运作的要交给市场,不该由市场去做的则继续由公共机构来运作运营”。今天,市场的观念已拓展到社会其他领域——已转变成市场在所有的领域都能配置资源的、最高效的机制,最好所有的机制都由市场的机制或者理念来调节、管理、运作。原被会认为纯粹是公共事业的领域,如教育、住房、医疗等在今天遇到困境、问题时,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用市场来解决。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化是一种很好的修正原来的弊端、错误的资源分配方式的路径。市场至上之所以是新自由主义,而非传统自由主义,就在于传统自由主义还承认市场有市场和公共事业各有自身领域,二者间有明确界限划分,公共事务不能由市场越俎代庖。新自由主义则认为人类社会绝多大数东西都可以由市场来配置的,这就是市场至上的理念。

第二是放松管制。在所有的领域当中(刚才我提到的是在媒体领域当中的放松管制这样一个政策的变化),包括金融、能源等被认为是需要更多被管制的传统领域。在西方语境下,放松管制的要求是针对凯恩斯主义、是针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即在罗斯福新政以来形成的、政府应该在法律层面或者行政侧面去介入资本运作,对资本运作监管,尤其是在反对资本集中和垄断方面要有所作为等(即所谓管制)。到了新自由主义时代,要求法律、政府放松对资本运作不方便地方的监管,如空间的流动、集中化的程度以及对金融领域产品的风险等监管的放松。

第三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新自由主义非常重要的特征,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即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形成了非常迅速的资本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不仅仅指的是突破原来的反垄断法的界限,进入到新的行业如电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最大购买者是通用电气(GE),来自电子行业;也不仅是突破行业上限制,还有突破资本规模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跨国的自由流动,资本要去寻找最有利、利润最大化的地方投资。原来法律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有保护民族国家利益的前提,对资本的流动有很多限制。从最早的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后来到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最核心的目标是打破资本跨国流动的壁垒。

四是劳动者去组织化。资本的自由流动,带来的社会层面的组织变化就是劳动者去组织化。这是两个相反方向的运动:一是资本越来越组织化,因为随着资本更加集中,资本以自身利益为主导向它所希望方向流动;二是劳动者的组织能力被削弱,或者说劳动者在与资本的博弈当中谈判能力变更弱。这两个方向是相互关联的:当资本可以轻松地自由流动时,能很轻松的打破劳动者对于资本的抗议。因为如果资本必须在一个国家-民族机制的范围之内来和有组织的劳工进行谈判的话,资本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大获全胜。资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你不根据我的意愿来改变法律,我就走;你在里面要求各种工资、福利,那我就不开工厂了——我可以把资本转移到更便宜,没有那么多环保要求、劳工权益要求、法律规定的地方。所以,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劳动者的去组织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不是简单地从西方开始到其他国家扩展的过程,我们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过程。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因为中国市场和中国工厂的出现,资本有了一个好的、可以流动的、利润最大化的地方。这使得西方国家的劳工组织和制衡资本的力量在中国的参与下反而弱化的、边缘化了。实际上,中国是在帮助西方资本同西方劳工博弈。

五是劳动者的个体化。在新社会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劳动方式越来越个体化。我们所想象的高度工业化时期的生产方式是高度组织化、社会分工的,而且这种分工是由资本和政治权力进行高度组织和分配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与此相应,也是高度组织化的,同时产生了高度社区化的生活方式。这不仅仅说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单位制语境下形成了非常社区化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组织生活方式,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生活、居住也是形成了强烈的阶级关系和社区文化。但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劳动者的组织变得越来越松散,生产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灵活。其中,也有信息技术的影响——各种灵活生产和销售方式等,使得劳动变得越来越个体化——个人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充满陷阱的世界。

六是雇佣关系的临时化,稳定工作的消失。在今天,我们对雇佣关系的理解上也发生了非常大变化——传统理解的是终身工作制,社会主义是这样,欧美和日本在很长时间内也是这样,尤其是在凯恩斯主义造就的福利国家时期,雇佣关系是有严格合同保证的。人们自然认为,加入到一个行业或公司,若无问题,希望在此长期工作、和工作单位共同成长的——我的贡献和公司对我的培养是长期的过程。现在不是这样了——随着对资本的放松管制,资本对劳动者的很多责任如福利责任、保险责任、培训责任都推卸了。其中,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培训,很多人没意识到:劳动者在进入新的企业当中都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即对劳动技能的培训,提供一些熟悉这个企业或行业等的机会,这应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关系的一部分。现在,企业要雇一个人,马上就要用,而且要马上创造对他要求的价值,而所有的准备工作都由一人来做——要拿相应文凭或者自己去做培训。我们对工作的理解和状态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对自己的想像也随之变化:我们不觉得某个公司是值得我们付出一生或者很长时间的,我和它之间只是很普通的合同雇佣关系,若有更好的机会,肯定跳槽。公司对我也没更多的期待或责任,同时我对公司也没有更多义务和责任去替它着想,比如说我跳槽会不会影响公司等等。稳定的、长期的工作正在逐渐地消失。

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建构

与经济方式、劳动方式改变相关的是和新自由主义相关的新观念的建构——需要有新观念帮助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变得更加顺畅。这其实也是韦伯所说的,某种社会制度如资本主义,需要一套特定的伦理去与之配套。新自由主义也如此:需要一套经济理念、特定文化观念、价值层面的东西来配套。下面是当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践直接相关联的、新价值观的建构:

首先是个体主义。没有用个人主义,是避免和传统的、经典自由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相混淆。那种个人主义更多地强调人格的独立、个人对于集体压力的克服、个人对自我的塑造与自由。但今天的个体主义更多强调物质上个体和所属社会之间是一个契约关系,并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理解为契约——实际上与我之前所说的市场至上的理念使相互协调的、相互建构的:对所有社会关系、所有社会领域都可以由市场来调节,的理念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的契约化。所以包括家庭、社区、国家等传统上认为与市场无关、与契约无关、完全基于情感和认同来建立的共同体也被契约化、个体化。因而,经常听到一些言论、观念——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我在这儿成功了,我就爱这个国家;我要是失败了,就到别地去。这就是个人与国家关系,个人和社区就更是这样了,家庭也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变化,对婚姻对家庭的理解也是这种长期投资或者契约的关系。

其次是流动性。资本的流动不希望劳动者的工作太稳定,希望劳动者认可这样一个新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就是流动性和不稳定的工作。这在以前会被当做负面的,会被认为是焦虑的来源;而现在则被赋予正面色彩,成为年轻人一定要去追求的——我们把流动性和不稳定的工作理解为自由和身份。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前些年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媒体就会批评大量的年轻人参加公务员考试的现象。媒体的话语基本上都是批评或哀叹:年轻人没进取心、没闯劲头,追求安稳,追求体制内。好不容易,改革打破这样的体制,带来了自由市场、体制外的各种各样的发展机会,可为啥年轻人要争破头进体制内呢?90年代,大家争相恐后去外企还有私营。为什么到了90年代末期,到了新世纪,年轻人都要跑到体制内、当公务员或进国企呢?所以,这样一种质疑,说明这种文化建构也不是太容易让普通人相信这样的建构。虽然不容易,但是理念的力量是强大的,因为资本在背后推动。所以,电视节目、真人秀里面都在大力提倡这样的价值观念:要追求不稳定,追求流动性,追求自由职业。

另外一个很重要观念就是新自由主义需要民众所要获得的或拥有的观念——对自我永远的不满:因为我们处于竞争性的社会之中,要在竞争中胜出,就要不断武装自己、提升自己、改造自己,要符合社会需求。这个社会的需求实际上就是资本和市场的需求,这种功利主义的话语要求对自己不断改造、培训。受到新的市场化压力的新一代父母、社会,对自己孩子从小就是社会化模式:要和别的孩子竞争、要做到更好,什么都不能落下,有各种机会你都要去试一试,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或者不断关注外在需求——就是市场有什么新需求,要去满足这个需求,就要去改造自己。

自我包装和自我营销的文化是另一个维度——这一度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被认为是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一部分。新的文化鼓励你要有表演欲望,能够抢到很稀少的、表达的平台和渠道,把自己营销出去。这是为什么现在一些真实电视、真人秀节目能够吸引大量普通民众参与的原因——也造就大量草根英雄或草根红人。

消费主义很自然地渗透到社会逻辑中。随着媒体商业化、资本进入媒体生产运营当中,资本最希望获得的效果就是购买商品或营销。传统媒体时代可以很容易区别媒体的真正的内容和广告,广告可以屏蔽、躲避掉。但随着新形式产生、资本介入,将我们整个日常生活都裹挟到一个大的市场机制当中,结果所有东西都是营销,所有东西都是产品的销售和购买。而我们的这种认同感、我们的自我实现的意义越来越多通过消费来获得:既然我们的公司也是不稳定的,工作也是可以随时换,那么什么东西是可以更加稳定的呢?什么东西能向世界表明“我是我”,我和别人不一样呢?好像越来越多的是我们所购买的东西。我们消费行为,建构了我们的社会身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左右了政策设计,即:资本是善的,国家是恶的。这不是从具体的案例推导出来的,而是观念层面的东西。资本是善的,因为资本要为自己利益来服务,所以在这过程中要防止腐败,要防备不理性的东西等,而国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实际上是抽象信仰,并非基于实证调查和经验。这种抽象信仰左右了我们观念上的建构,具体形态的观念建构——新闻报道、媒体评论、包括娱乐节目,在里面所呈现的各种形象,如中国电视剧中商人形象的变迁是如何从原来有道德瑕疵到今天被商战小说、电视剧塑造成国家栋梁或社会精英的?这些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是相关联的。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电视内容生产与文化中的体现

新自由主义政策具体到电视节目内容生产中有这样一些具体的表现:

一是刚才提到的在垄断时期、公共服务时期最能体现电视公共服务特征的新闻类的和非虚构类节目。在垄断的时期,电视也是靠广告来获利,由于垄断地位,三大电视网没有其他的竞争者,可以很稳定瓜分市场,每个电视台可以建构一套比较稳定的节目风格和类型,形成自己风格。如CBS的口碑或者是风格、品牌就是严肃新闻,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是中产阶级的戏剧类的节目;而美国广播公司(ABC)是偏向于年轻人、大众化、通俗化的市场,但也会在公共服务的要求下,把非虚构类的节目当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不一定直接面对市场,而是当做电视台社会身份,或说向政府、管理机构来证明自己完成了公共服务职责。但随着全新的资本运作、资本介入,新来资本没有这种传统职业理念,或者说没有非虚构类节目对社会理想主义的关系背后的传统或包袱。所以,行政上的安排、管理层面的安排就是要求所有的节目都要面对市场竞争。所以非虚构类节目要直接面对市场竞争,就必须要求在节目形态、节目内容所要吸引的人群方面有全新设计。美剧《新闻编辑室》就提到:新闻没受众,大家都变得非常虚无,男主角也是。然后来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改革策略是相信民众的理想主义——她说你好好做新闻是会有人看的。但现实是和男主角对观众的考虑更加一致——并不是说你不用考虑观众就做可以做严肃新闻、好新闻,做好之后就一定会有市场——广告商需要迎合受众的心理,迎合特定观众,所以要改变节目的类型。

二是制播分离成为当代市场化的一个趋势。互联网进入后,就更加明显了——所谓播出平台和制作平台分离。在传统的公共服务广播的语境下,是制播不分离的,播出者就是生产者,最典型的就是BBC,中国传统电视台,集制作播出平台一体,是垄断的大型机构,培养专业的人才。中国还有专门的广播学院来生产各种专业的、与广播电视专业对口的内容生产者。所以,它是大的、一体化的公共事业的一部分。但市场化以后,会发现大一体的、不加分工的模式是低效的——因为越分工,越高效。所以制播分离已经成为重要的趋势。今天互联网平台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电视制片的人才脱离了传统的电视制片,但还是在做制片,为新的、更强势的媒体渠道来提供片源。这些人的制片的能力来自于多年的电视台培养——公共资源给他们提供制片机会、播出渠道,以及同行业之间交流、培训和教育的机会,形成了强大的制片资源。市场就是这样逻辑:一旦有了新机会,这个群体拿着自己的文化资本来换取新的工作机会和市场利益。

制播分离的语境下,制片公司已脱离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作为公共服务的理念,完全是一种商业化运作。在制片公司中所生产的内容也就更加灵活,和市场接轨更加紧密:在内容设计初期,就和特定市场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一开始投资和构思就已经和特定品牌、商品或特定消费群体追求联系在一起。比如现在的真实电视,尤其是竞争类的、竞赛类的电视节目。这种制片一定和音乐工业联系在一起,和音乐工业推出新人、推销新明星、选秀直接关联。像湖南卫视的自拍电视剧,从一开始就和一个深度介入的赞助商联系在一起。这些赞助商对内容生产不是原来简单地购买收视率高的节目的广告;而是直接派人进驻片场,从剧本、拍摄过程就介入,很严格地监控产品传播——出镜时间、镜头形式,每一集出境时长以及在怎样叙事里、在什么角色旁都有严格规定,非常严格地进行内容生产过程的监控。

真实电视节目(Reality TV),也就是非虚构类节目,在市场化、商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创新,即所谓节目创意,也是这样。因为非虚构类节目也越来越多地被逼着要面对市场,需要学习,需要找到自己强项,学习其他娱乐节目和电视剧如何寻找市场。以往的非虚构类电视在市场上很重要的优势就在于其本身的非虚构,即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在当今大众文化市场还有卖点,就是普通人,或者不加设计的情景导致一般人,真实体现出来而非表演的一些很极端的行为或体现出人性之恶等很戏剧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大众市场上是非常受欢迎的——它拥有一个潜在的市场心理基础。

另一个是成本。非虚构类电视在传统新闻、纪录片、包括谈话节目等摄制中,成本相对娱乐节目、电视剧较低。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降低成本一方面可以扩大市场,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创新模式。所以真实电视在欧美90年代逐渐进入到黄金时段。原来新闻类节目是在晚间,还有新闻杂志——像美国电视网那样的新闻杂志,也是收视率相对高,但针对的是中上层知识分子阶层,不可能占满黄金时段,主要黄金时段还是主打戏剧类节目如肥皂剧、情景喜剧。90年代中后期,黄金时段的节目安排中越来越多出现了真实电视,如早期的《生存者》《生存大挑战》《如何嫁给百万富翁》等原来白天不断播的节目,进入到了晚间的黄金时段。

在中国是有一个滞后。90年代末,我国已开始引入真实电视类型。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焦虑地讨论,为什么真实电视比不过电视剧?总的来说,当时中国人还是喜欢看电视剧,没办法进入黄金时段,只有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但也是在周末进入到黄金时段。到了今天,我们也知道电视市场的情况,各种选秀节目、真实电视进入到黄金时段。

在这种新的真人秀节目当中,有哪些新自由主义人格的表征?由于这种真人秀节目主要是一种竞赛型、揭露隐私型或者自我改造型的节目类型,充满了刚才提到的与新自由主义文化非常相契合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不仅仅是自己能力的表现,而且是要与别人进行竞争——自己的优秀一定要建立在别人的不优秀前提下,因为这是一个竞争机制。淘汰、竞争给大众带来了许多心里上的快感,快感依旧是淘汰的过程——终于把别人踩下去,终于生存下来了。不仅是今天的选秀节目,像早期的《生存者》,每一次游戏结束后需要所有的参与者一起讨论淘汰下谁。这些人要到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摄像机的全程拍摄下,大家讨论,给所有人特写。当名字出来时候,一定要给被淘汰的人一个大特写,让观众看他是什么表情,一种施虐式的观众对失败者夹杂着同情以及看热闹的心态。这个小组别的参与成员,也争取留到最后——因为最后有巨额奖金诱惑。所以,参与者要到达最后就必须不择手段,克服掉对淘汰者的同情或对规则的不满。

这个让我想起前两年《中国好歌曲》第二季,赵牧阳的放弃在整个大语境下显得非常异类,很多人也看不太懂。明显可以看出,赵牧阳是主动放弃,他说我不想让他们被淘汰,所以我选择自己走。这样一种情感表述在选秀节目中非常少见:大家一定要表现出我很有信心,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虽然也会说别人很好之类的,也会表现惺惺相惜,但是最终我不可能让步,不可能放弃——成功是最重要的,为了成功可以克服伦理和情感上的不适。这种克服对节目的建构是正面的、自我的成长,如果你不去克服就自己走了,说明自己是懦弱的。因而是种建构。

自我建构、自我提升在许多职场真人秀中是非常明显的。职场大佬在电视上对个体完全是挑剔、嘲笑的姿态:可以非常不客气地训斥选手。求职者必须保持谦逊,保持对老师的接受,因为“我需要这offer”。我看这种求职类节目时非常难受,但很多人却当做成功的机会。自我提升在这种权威——老板面前就是一种资本。老板要挑你,不能表现出自己不满。当然很多时尚类真人秀,直接推销产品。为什么要用个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就在于传统个人主义隐含着对主流和时尚的拒斥和反叛——传统要建构的文青、愤怒青年的形象,个人要反叛体制,越是主流的越去拒绝、排斥。但今天对个体文化的建构是追求主流和时尚,包括早期的超女,提供了很多惊喜,如民主、草根自我实现等元素。但超女在经过节目组培训之后,在舞台上表现是特别职业的,尤其是在对粉丝态度方面,很少有像野路子出来的摇滚歌手对观众不屑。她们是非常驯服地经营自己的明星形象,对自己的粉丝和偶像、对社会主流、对自己的要求、对大众对媒体都是很友好的。

谈话节目:从启蒙到底层奇观

谈话节目是具有公共领域性的。电视和广播一样,是一个垄断的、由中心制片机构播出、普通大众在自己家庭当中接受信号的模式。电视比起印刷媒体来要单向得多:对印刷媒体来说,写封信或评论投递过去,还有刊登的可能;但观众要对电视进行回应,只能通过最抽象的数字方式——收视率——节目有人看或没人看,这是我们能与电视形成对话的方式。所以,电视是能体现经典的大众传媒最恶劣一面的媒介——由点到面,由上至下,宣传式的传播。而电视谈话被认为能稍微克服电视的单向传播。因为,在谈话类节目里视觉并非最重要,只是背景。但是,在今天的谈话类节目里呈越来越奇观化的景象。原来谈话是非常简单的,包括新闻也是——新闻演播室在传统上并会有很重要的视觉安排,最重要的是新闻所播出的内容,主持人的形象中最重要的是声音、采访能力,而不是形象。但今天逐渐出现的奇观化进程中,对演播室有形式追求——要多么大的演播室,后面是透明的演播室还是能够在演播室看到全球连线的、虚拟设备等变成新闻和谈话类节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谈话节目对谈话环境的布置,比如布置成办公室或布置成客厅等,有了越来越多的诉求。但传统谈话节目,相对来说更多是基于声音和视觉的。通过谈话节目,我们邀请职业制片人以外的社会群体,专家、明星或普通人都可在谈话类节目中出现——他们可以带来更多样的话语模式。传统制片人员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怎么表述传达,在职业范围内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了。那么,谈话会邀请媒体之外的人群在电视上发声。

中国的谈话类节目是从90年代开始的。在90年代初,电视改革的语境下还没有突出强调收视率,更多强调的是我们对传统的宣传式的、一言堂、一边倒的那种奇观式的电视展示做改变和改革。在这个过程中,要引入更加平民化的元素和更加多样化的社会的声音和视角,最典型的《实话实说》《东方之子》等节目类型。也包括自认为精英的电视制作人士如杨澜从美国上完学回来在90年代一直推广高端的谈话类节目的形态——她自己做的《杨澜访谈录》,后来也在运营阳光卫视,也在试图建构一个高雅的电视类型——一个是访谈,另一个就是历史、科学、人文等纪录片形式。阳光卫视有一段时期有一定影响,但是在越来越市场化的情况下,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少。现在它变成一个节目提供商,而没有能够发展出一个独立的传播平台。在这个时期的谈话类节目中,电视很真诚地要去做主流媒体——要去向新思潮、新的社会变化开放,要把社会生活中真实的声音、真实的变化引入到电视屏幕上面,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时代的变迁。在这个时期,它所邀请的基本上是专家、官员这样的群体来发声。像《艺术人生》不应该算是娱乐化,但从更加文化、世俗生活上来去邀请一些代表,从自己生活史来折射社会的一些变化、我们所关心的社会议题和内容。

随着电视台频道数的增加,以及后来出现的有线电视(cable),一度独立的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频道运营,独立的有线电视频道开始发展出像专门的体育频道、卡通频道或者专门的电视剧或电影频道这样的形式。后来电视台的管理又重新集中,集中到了各个省级统一管理平台上,把有线频道取消了,又把省级第一个频道转换成了卫视。现在我们的格局是高度同质化的:它的形态和市场化语境下的有线电视节目不太一样,市场化语境下的有线电视走的是专业化的道路——一个频道是体育台、卡通台,甚至有购物台等专业化的平台。但是我们全是综合频道,每个省最综合的频道——既承担了公共服务,要生产新闻又要满足地域多样性,展现各个省文化和历史的介绍传播、娱乐节目的播出。所以多样化频道就导致激烈的竞争,一些频道采取不同的竞争手段和策略。像湖南卫视最早走出来,主打娱乐节目,巩固了青年受众群体。其他频道,如原来重庆卫视、浙江卫视主打电视剧。北京台就走谈话和普通老百姓的路数,所以像很多明星访谈,消化了很多内部明星——老一代明星不但请来,还设置一些娱乐性环节,像老同学大联欢等,让明星的同学来打一下气,怀一下旧,让观众唏嘘一下,但主要的是面对老年的群体。这就导致谈话类节目最主要群体成了明星,明星可以用自己身上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他们的潜力挖掘出来,甚至是最过气的明星,也可以通过上这些谈话类节目,包括将自己的私生活重新包装在这里获得新的市场机会。到今天,这种明星的访谈还是存在。

另外一种谈话节目类型——心理访谈节目出现了。原来想克服谈话类节目最想克服的电视的单向性,要引入更多的交谈方式。媒体很重要特质是交谈,就要请有内容的人、有话可说的人。早期,媒体认为有话可说的人还是很多样性的,后来更多将它作为吸引观众的手段,吸引收视率的手段。媒体的选择标准,从有话可说的群体逐渐转移到有吸引力的群体——明星。到今天也要迎合另一种理念——普通人要能出现在大众传媒中。心理访谈节目中出现了《心理访谈》《金牌调解员》《谁在说》,可以说在进步,包容普通人进入电视节目。但很多人提供的不是自己的见解、不同于主流生活的理解——而是作为有问题的人存在:有心理问题、家庭纠纷等。电视台提供给他们或真或假的心理专家、法律咨询者来帮助。其实,这又转变成精英对普通人的规训,这个过程被包装成节目,放到了电视上。受众的心理和解读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可以仔细分析——我们在看什么,就投射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一个认同才能看下去。我们到底在认同谁?如果认同那些心理有问题的人,则是种很难受的心理状态,别人老教训我们,不能自我控制。认同中建立了一种中产阶级优越感,看着底层这样,我不是这样;有的人堕落成这样的程度,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还相对安全——或许这是人获得心理满足的一个重要的机制。

选秀真人秀:草根狂欢还是音乐工业转型?

第二个类型就是选秀真人秀。真人秀的兴起是和新自由主义媒体政策有关系的,它的媒体政策,包括新媒体出现的冲击,构成了很重要的转变,使得非虚构类节目可以和市场直接接轨。刚才我提到的《生存大挑战》在1990年代末曾被广东台引进被当做中国电视的创新。理论界、业界都很期待,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引起很大重视,市场上也没有很大反响,就转变成了是不是中国文化和市场不接受真人秀,而更喜欢电视剧的问题。那时,电视市场的收视率分析、数据等反映都是大家爱看电视剧。像《生存大挑战》这种当时被视为很酷、很先进的节目形态——因为在美国已经引发新的潮流,大家都在追着看,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论述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之际都在用真人秀说事——因为这种节目出现新的粉丝群体——即通过互联网、线下粉丝活动来进行再生产,跟节目生产不断互动,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可是,中国这种模仿没有成功。

当然,中国语境下真人秀要进行改造,像原版《生存大挑战》有些规则很极端,超出人们心里底线——背对背互相拆台,或互相背叛,要展现人性最丑陋东西。还有一种类型——《谁要嫁给百万富翁》——由24个女性来竞争当富翁的未婚妻等等——在欧美非常流行,但没办法在当时直接模仿到中国来。福克斯的《诱惑岛》把两对夫妻分别拆开放在两个不同的岛上,给他们提供各种诱惑条件——住豪华旅馆,提供各种浪漫道具,一周只是两个人接触,提供浪漫晚餐之类的。然后,全程摄像头录制。到了一个阶段,两边看录像,看看他们间的关系并评价。比如,丈夫会说相信自己妻子的忠贞,不会背叛自己等。这样的电视是没有办法引进来。所以,《生存大挑战》被改造成了一个团队精神的展示——故事往往是招聘一些年轻人完成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有挫折,大家一起集体克服。中国语境中,《生存大挑战》这类真人秀就变成一种励志的节目形态。从《生存大挑战》的失败也能看出,所谓的创新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一直有一种情结,只要是西方流行的东西,在技术上形式上是先进的东西,我们就去学习,只要学习过来了就可以做出更好的来——但实际上,真正的创新不是形式而在于与消费市场的直接勾连。《生存大挑战》并没有思考出一个明确的消费市场,它的模仿、创意仍旧是觉得这只是个很好的形式,我建构一个游戏竞赛,让普通人来参与这个竞赛,电视观众就会很感兴趣。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种竞赛类真人秀真正的秘密在于调动起一个能接触到潜在消费群体的粉丝群体。这比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要先进得多。传统时代只能靠收视率调查间接地感知所在的市场,现在这种真人秀可以通过粉丝互动、粉丝自发的生产活动、自发地去宣传推广,创造点击率、投票,给播出方、投资方提供非常具体的消费群体和消费的信息。

有些年,真人秀在理论上非常流行,大家都讨论,但在中国的市场上并不成功。但真正成功的开始是超女这种选秀类真人秀。在中国引进过程中,一直有这样的尴尬:节目追求市场上的成功,但观念上、意识形态上又不能承认成功是由于市场上的成功带来的,而是更大的文化意义上的成功。当时为了合法化超女的成功,出现了一种“草根民主的狂欢”,或者说“新新民主的人,在这个暂时没有投票权的语境下,在选秀类节目中可以实现我们这样一个民主选择”的话语,当然就产生了很多公共争论。一个核心的议题:观众投票是不是民主投票,他(她)是不是在行使民主?投票是在干什么?“投票是基于我的一个理性的公民的判断和对信息的接受来做出我的一个选择。”观众投票的背后真正的实际的意义是音乐工业找到了新型的重组的方式,因为音乐工业在传统媒体时代一个非常经典的传播方式,对大众传媒的利用就是广播,对电视的利用是音乐电视(MTV)。音乐工业对大众传媒的诉求当然是营销的需求:唱片和歌手怎么被大众接受——知道了,愿意听,怎么去购买唱片,怎么形成良性循环,去听演唱会。在传统音乐工业中最重要的盈利方式是知识产权(IP),所以广播对歌曲的播出、电视上播出MTV、还包括演唱会——这些都是营销的一部分,让听众能够认识这些人,喜欢这些人,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去购买唱片。这个是音乐工业传统的链条。

但新媒体时代对音乐工业的生产链条产生了很大冲击。首先唱片的售卖已不能成为音乐工业最重要的收益来源。90年代末期,西方音乐工业中有很大的几场法律诉讼,由音乐工业起诉新的软件,早期有个叫Napster的软件,后来被谷歌收购了。这是一些年轻人写的软件,可以免费下载歌曲,引起轩然大波。年轻人都很喜欢,不知名的音乐家也很喜欢——因为可以直接与他们的听众交流,有很多人喜欢自己。唱片公司是对此深恶痛绝的,他们认为每一次下载,都是对他们唱片的售卖的减少。在一场很经典的诉讼当中,音乐工业通过Napster进行的每次下载来计算唱片销售额的减少。当然,对方是有另外的看法:这些年轻人即使下载不到这些音乐,也不会买唱片,这是他们在法律上面的一个诉求。其实这个一点都不新鲜,在文化工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媒体,尤其是包括互联网、唱片、磁带、录像机这些复制媒体的出现,都会引发传统媒体的恐慌和焦虑。音乐工业因为是靠卖唱片为生的,电影工业也是这样——有了录像带、CD这样的复制技术后,票房就会减少,由商业认可的录像带租赁还有CD出售等官方渠道的售卖也会减少,所以这也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但在互联网出现后,你会发现转型是决定性的。以前传统媒体工业会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来要求新媒体不能这么做,比如录像带的复制会有非常高的惩罚条例,普通人要求复制录像带就非常困难。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没有这样的体会:在美国你要复制录像带或者复制一本书,是不能完整复印的,你必须证明不是全本复印、非商业使用等。但在互联网的语境下,法律的阻击效果不是很好。所以音乐工业、音乐的流程就会产生一些变化,现在也要拥抱互联网,对媒体的需求和媒体设计也产生了变化:音乐工业链条重组后,电视从音乐工业之外的平台——我来购买电视时间,购买广告营销的平台——转变成了内部的,电视可以成为我的生产者,从选秀到培训到包装整个生产链条的一部分。所以电视台可以做出选秀节目、竞赛节目,音乐工业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工作过程——选秀的歌手就是他们的雇员,是试图加入音乐工业的雇员,所以他们所面对的投票是市场的潜力——观众的投票代表着消费者的认可。音乐工业的产品生产过程也同时进行产品包装,是一个产品营销统一化的过程。一体化后,电视中的音乐节目就变成音乐工业的环节,不再是独立音乐工业来提供对不同音乐形式展示的平台。可以对比一下以前的青歌赛——它是音乐工业以外、不是由音乐部门或者演出团体来组织,是由电视机构组织为不同音乐唱法的年轻人提供展示的平台。电视音乐真人秀就不一样,完全与音乐工业链条一体化,进入到链条当中。在选秀节目中出现了我刚才提到的很多新自由主义人格。现在又有一个转变,正因为它是一个商业机制的转型,背后主要是市场逻辑。早期选秀中体现的草根的逻辑,并不是内在于节目之中。在当时,可能是偶然地发现草根进入选秀是一个很好的卖点,但如果这个商业逻辑不支持商业选秀或发现草根卖点已经消失时,它一下可以转型。现在新的音乐选秀节目就不是选秀了,是重新地对过去的各种各样的明星在重新占据电视选秀节目的舞台,进行二次包装、二次售卖。

生活方式真人秀

最后一种是生活方式类节目。我写了一篇论文分析央视的《交换空间》。这不是一个太娱乐化的、服务类节目。在当前的电视节目中比较常见的,如刚才说到过的养生节目、猜谜猜产品价格的节目等等,是和服务类节目有关的。一开始是给大家提供生活中的小窍门,包括《夕阳红》,包括饮食节目都是服务类的节目。

为什么我把它称为政治伦理的日常实践呢?因为它的出现是与中国社会转型、政府角色转型相关。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化,即不要太过于意识形态化,要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之相关联的是媒体宣传机构也要提供给人民群众一些日常的服务,提供信息、建议等——这是政府、宣传机构对民众的服务。这种政治伦理是“为人民服务”的日常实践。很多这类的节目,像《交换空间》——从央视著名栏目《为您服务》周末版衍生出来的,《为您服务》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在媒体方面的体现和延伸。到了市场化的时代里,所谓社会生活方式类节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服务,还有咨询和商品营销的一个结合。因为它要服务,所以一定要介绍各种商品——在这个语境下,它的信息一定是和具体的商品联系在一起的。像养生节目,它请的老中医,这些人在他们的医疗机构里面是永远挂不上号的人——因为他们出现在电视上,变成了大家都争着挂号的人,媒体在这里面是很重要的广告的机制。比如,节目里面帮助大家提供一些装修、服装、商品信息一定是和某种特定的品牌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包括“315”,也是与很多品牌的公关是有关联的,包括曝光什么,不曝光什么,对媒体的购买也是有关联的。

我在《生活空间》里所观察到的东西可能会比前面的真人秀里面更复杂。我发现它尽管在央视的平台,但也不是很热门的节目,是《为您服务》的延伸。节目里面是一个杂糅的关系,把很多诉求都要集中糅合在一起。其实,收视率不一定很低,只不过炒作、曝光度并不高。这是一个家装的节目,由公司提供20000元装修预算,两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拿出一件屋子来重新改装,由设计师帮助设计。这在如今住房商品化语境下是老百姓喜闻乐见、都关心的话题——自己有房子装修的关心,没有房子想象未来的房子怎么装修。节目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我觉得节目中体现出很多中国特色:一方面用真人秀的方式,两个家庭,而且是互换装修——一个家庭给另外一个家庭去装修。所以,这里体现出竞争、竞赛和一些不可确定性的东西,但是整个节目体现出来的都是一些互助性的观念和信息——两个家庭基本上对设计师的意见都非常配合,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对方实现他们的愿望,而不是凸显自己对这个装修的设计的想法。虽有竞争的设计,但是弱化了,更多强调互助。包括家庭伦理也是。中国语境下,很多家庭实际上是核心家庭——大家庭。在大家庭的描述中会看到许多要求屋子的装修要满足老年人、年轻人不同的美学品味,希望设计师能帮助综合一下。更多的是强调家庭对这个房子的拥有和使用,而非个人主义的、房子是夫妻俩的或者个人化的财产。

我的结论是,这个节目实际上融合了国家政治伦理,包括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对市场的迎合,对新的市场机制的回应。所以在这里面创造出来的反而是一个两者之间的结合,新自由主义它可能更多的追求自我负责的个体——就是说这些事情竞争你要自己负责,比如装修市场的乱象一些问题,你要有火眼金睛,去判断,你要不懂得话你要去学习,不要被骗了。然后,国家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说——“我需要去保护我的民众”——这个装修或者出现各种各样的陷阱,还有普通的工薪阶层,他们可能经济上还很拮据,我需要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综合融合的东西。在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更突出的是前者。我没有发现对个体的指责,或者是个体对自我的一个不满、完善。这里面完全是其乐融融的装修者去听设计者的建议,基本上由设计师引导着去装修,所以这里面的竞争根本不是家庭之间的竞争,是设计师来给大家介绍新的装修理念,包括帮助家庭完成他们的梦想。

随着市场社会的形成,新自由主义的观念通过资本的方式对媒体的运作和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益转移和渗透到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价值生产层面,反映了它是如何与时代精神相互回应的。还有问题是,中国语境化的独特性——这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话语层面实际上还是有博弈和产生新型想象空间的可能。

互动环节

问:我觉得现在有类真人秀,不是建立在对个体对象审视上,而是更多强调团队合作,如《极限挑战》,老一代明星和“小鲜肉”冲突,为了安抚“小鲜肉”,老明星们集体合作挑战规则让“小鲜肉”赢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不是可以看做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特殊性——接纳却并非完全开放地拥抱新自由主义?

吴:对,这里面存在所谓东亚伦理和纯粹新自由主义之间张力,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问题,还有空间的问题——西方的价值和东方价值不能完全互换。你说的让我想到粉丝的建构。我们原来觉得真人秀在粉丝参与上更加开放,可能会导致行为、言论更加无底线,或者生产者会想象节目越出格,越另类,越戏剧化地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可能会越容易引发市场轰动。但在新技术带来的普通人和粉丝能充分参与的状况下,反而会发现真实情况是民众的价值观更加正面、更加维护社区、传统价值观、维护道义,与生产者想象相反。人们反而会发现,没有底线的是商品生产者,而消费者真正地介入反馈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问:在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后,有没有产生类似于美国《1996年电信法案》导致公共领域、电视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件?

吴:中国加入WTO主要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所以,在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如法律的修改等都是以市场至上、资本自由流动的理念框架作为标准进行调整。90年代初,媒体领域明显的市场化倾向是由政策引导。但是在中国媒体的政策转型中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没有在法律层面非常明确地提出政策转换,也就是它既保留了中国媒体名义上的事业单位身份,又通过其他一些方式,如剥离某些媒体的一些产业、环节来推进市场化。因此,很难说有如立法等一个明确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从中国整个政策的推动和从时间脉络上看,政策的取向是媒体市场化。

问:中国的政府及其所制定的政策在媒体市场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评价其所发挥的作用?如何看待政策中的矛盾现象?

吴:中国的媒体政策有很明显的悖论就是在名义上,媒体是被严格控制或者说是严格监管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没有很明确的媒体政策——缺乏公开阐释的、逻辑清晰的媒体政策。英国广播公司原来是私营企业,要公有化组成BBC。在政策出台之前,一定有很清晰的阐释——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公有化?背后的理念是什么?人们能够知道这么做的原因,然后再看这么做之后是不是实现了理念预期,有很明确的逻辑去衡量。但中国的情况是,媒体是所有的产业、行业中最尴尬的,缺乏清晰定位——到底是公共事业还是私营企业,还是商业企业?尽管宪法里面事实上明确定位为公共事业,但它又以企业和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都可以干。反而不如在市场化的语境下,有一个法律会制定的边界,会有传播法案等对媒体运作行为进行规范。而中国停留在非常主观、随意、人为监管的层面。同样的事是否被监管存在偶然性,监管的原因不是普遍化的,因为没有普遍化的规则,所以造成实际效果是都认为媒体管理非常严,但真正运行的实际效果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完后如果产生消极后果再想办法补救。但补救也没有形成普遍化、规范化的操作。比如,《超女》、《非诚勿扰》被审查了。很尴尬的是,最开始都受到了广电总局的表扬——因为市场搞得很好,很受欢迎。但后来,社会舆论反弹了——有人投诉产生争议,然后就出台规范性的文件。但这些规定都是非常具体的、没办法普遍化。我觉得现在的困惑就在这儿。现在到了需要围绕媒体想象或者媒体政策进行讨论的时候了。

问: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是会导致政府的介入和规制,还是会走向更加极端?这种状况下,当下的情感节目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吴:这没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当然我们要看到,像现在这种状态是没有政策,不予介入,当然就会在经济规律指导下,走向那个方向。但人类社会毕竟不是自动运行的,市场受到社会的限制,会遭到社会的反弹。这种社会反弹最好是通理性的政策讨论、舆论的整合来完成,有一个政策方向指导理性地去做。但反过来想:我们制度没有变,媒体是为公共服务的,领导知道了会来管理干预。社会不同阶层也可能用其自身不同的方式抵抗、博弈。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文化资源,即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注重社群主义的文化现在还有抵抗性,在重新凝结或者在重新聚集方面会显现。

程曼丽:非常感谢吴靖老师,茶座时间不长,但是非常有启发性,为2015年的茶座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吴靖老师今天所讲内容不仅有一些实例、一些案例的分析,而且给我们方法论层面提供了一些启示。我说的方法论不是你刚才所说的方法的范式,而是认识论层面上的启示。

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学生,所以我希望能多讲几句。首先,当下好像有一个时尚,就是追新。比如,新媒体出来了,就一窝蜂去谈新媒体。我们一直在追,永远追不上,追得还很累,还没有任何成效。茶座一开始吴老师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传统媒体以前也是“新媒体”,都经历由新到旧的发展,传统媒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已经涵化为一种社会文化。文化本身具有延续性和传承性,对我们时代甚至未来时代都存在影响。我们应该把目光更多的转向这一块,而不应该是一遇到新的东西马上就追过去。这不应该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的思维和行为。北大新闻研究会和今天的茶座就是要给大家这样一种意识,号召大家要有历史的视角,要有辩证的视角,要对真问题去进行关注,去进行研究。

另外,大家这么多年听吴靖老师讲课,看她的研究,会发现她有自己的逻辑体系,非常细致、严谨、系统化的思考: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到在新自由主义观念指导下放松管制所引发的变化,包括社会结构变化、人与人关系变化,组织与个人、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文化市场的变化,节目形态的变化等是一体的、一条线路走下来的。我觉得她的视角和观察细致入微,可以延伸到社会文化现象的方方面面,具有穿透力。当然,也让我们看到批判学派的反思批判精神所在。我认为这是方法论上的启示。

第三,我想建立了这样一个思维体系、方法论、思维框架,接下来就要去观察问题。这就需要意识问题。我们应从社会文化现象当中提出问题,然后尝试去分析、解决问题。这实际涉及我们研究宗旨:为什么研究。在这一框架下,会涉及一些问题,例如,电视制度和电视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谁决定谁,谁影响谁,谁又反作用于谁等。我们需要观察这些关系。再如,在市场的思维框架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垄断的问题,要从大背景、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去进行解读。还有就是吴老师刚刚提出的这些问题,我希望同学们去关注。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新课题,而且永远不会过时。

最后有个问题,我也非常有同感,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哪个阶段都会提出哪些政策?这些政策缺乏清晰的阐释时,就留下一些空间,谁介入?如果资本第一个介入,那么政策可能就变味了,实践也就变形了,政府再回过头来追加管理,由此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带有应急的色彩。我觉得在新的时期,新的转型社会中,这都对政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记录与整理/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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