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辩证否定的新文明因素

作者:宋萌荣 时间: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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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六个方面分析概括在当今世界现实中,作为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和否定资本主义的物质、精神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意义的新社会文明因素因子,即实践中的活的社会主义因素因子,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生长的征象,尽管这些因素在其发展中仍然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阻碍,但它也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及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核心原理,也是共产党人理想和信念的理论基石。自20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面临的新挑战,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却淡化或回避这一基本理论、认为这一原理似已过时的思潮和倾向有所滋长。本文将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某一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作一时代论证。本文将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和世纪之交以来历史现象后面所隐藏的事实中,分析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展现。

首先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孕育和生长的必然性,阐明了资本主义中新社会因素的存在和发展正是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的表现。既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从一种宏观的世界历史的角度,这个替代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当然就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由个别领域的弱小的萌芽到局部领域、多个领域再到社会生活多领域的萌芽逐步成长的过程。替代资本主义的新文明生长条件的新的积累结果,实际正在催生这一过程。

具体从现实存在来看,作为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和否定资本主义的物质、精神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意义的新社会文明因素因子,在当今世界现实中萌芽、发展和生长,即实践中的活的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生长的征象,它至少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生产社会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经济形态的新社会因素,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被取代的最根本的革命因素,而生产力变革因其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又是根本之根本。在发达国家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到来,社会生产不断在自动化、智能化、全球化、网络化方向上推进,生产社会化正进入了全球性的网络经济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使生产社会化具有两大新特点:生产组织形式全球化水平的更高社会化和更为深刻的资本社会化新现象——新的社会资本形式出现。从宏观的层面看生产的国际分工,正在全球空间创造着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网络型全球治理结构所构成新的宏观体系环境。从微观层面看,在信息网络、互联网、新媒体平台催生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在经济活动中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同的)的积累的作用日益突显、变得重要。生产的社会化已不仅将从事生产和交换的不同国家、地区的大小企业连成一体形成跨国的生产链和价值链,而且正在将其触角伸向以互联网终端平台和智能手机联结的每个从事生产的个体和家庭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这种变化的端倪还刚刚出现,但其所显示的正是创造着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更高的社会结构的真实基础和未来趋向,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向自我否定方向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演进。

二、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因素的新发展趋向

在今天西方,尽管不论是在北美西欧还是在民主社会主义影响深厚的北欧,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私有制的基础地位仍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仍占主导,但在归根到底由高度社会化生产力引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变革的驱动下,近几十年来,在一些领域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边缘地带已经出现了资本的占有形式和社会财富占有形式的某种社会化因素。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我否定和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生长。除了20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国学术界注意到的以养老基金为重要构成的发达国家投资资本社会化、股份化对资本主义消极否定形式的发展外,近年来它更突出地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的新的形式和因子,主要是:在互联网时代私有制的重要性出现降低的迹象、发达国家经济职能——服务社会职能的强化及社会财富社会化占有比重的制度化、合作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发展、公共银行的出现等。

开放性共享的信息网络时代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初显挑战。美国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的顾问富有洞见地描述了这一情景: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新型经济模式分散、合作的本质,使“进入全球社交网络的权利同在国家市场上拥有私人财富的权利变得同等重要”,这一变化“反映出与全球化相互依赖相关的私有制的重要性正在逐渐降低”。这样,“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通信模式和新能源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对人性驱动的解释——对社会性的需要和对集体性的寻求”,互联网的接入权利“就成为新兴的相互连接的世界中一个强有力的新型财产观”,“传统的财产观念——鼓励获取物质财富和独占、排他的权利”,“如此注重私有制和排他性”的现有财产观,“被全新的通过社交网络同他人分享经验的财产观所取代”。比如,在互联网时代,甚至“即使是知识产权这一资本主义最核心的特色,在商业的舞台上也已经开始瓦解,逐渐被边缘化”,信息可以自由流动,“版权和专栏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近年来,为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合作的科学途径,新一代的科学家开始将最新基因研究成果免费上传至互联网,借此鼓励生物科技研究成果的共享,这不仅证明版权和专利权将不可能以现有的形式继续存在,而且也表明“在一个合作、资源开放的世界之中,广泛获取的权利远大于排他的所有权”。这一切都说明,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到今天的时代,“人类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所有的社会化,已“打开了一道发展之门”。

发达国家服务社会职能的强化及社会财富社会化占有比重相对稳定的制度化。这方面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主要是指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呈现的具有代表社会对私人资本与自由市场经济绝对控制社会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校正、干预性的现实因素,它与国家宏观经济职能的强化、国有经济存在及其功能的发挥、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密切相联。其过程实际上是从20 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战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进入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就已明显显现。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政府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利润里取走了一大块用于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尽管自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因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政策和体制变化的诸多方面在不同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某些逆转,但由于这些因素产生的内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存在并深化着,它在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存在不仅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已深植于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体制,在体制内扎根。不管左右翼政党的执政更迭如何,所能影响的只是这些因素的一定时期的消长态势和政策形式。即使在垄断资本统治和反社会主义力量最强大的美国,这类社会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有研究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整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在不同的年份略有下降,但总的趋势仍有增加,且与执政党的更换没有明显联系。爱尔兰GDP的25%用于社会福利支出,2013年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3%,英国占有23。8%,连美国都占GDP的20%。另据美国学者加尔·阿尔普罗维茨的研究,在美国按照这类社会主义逻辑由政府组织起来的项目在发展着,仅在电力供应方面,现已有超出1/7的美国人口(大约总数达四千万)靠2000个在城市和农村正在运行的公共电力设施供电,尽管这类公共系统绝大多数处于一些小型社区,但社会公共品供应的公共所有的制度也在一些大的城市像洛杉矶、长岛,圣安东尼奥、萨克拉门托,纳什维尔实行。再以国有经济为例,在经过80年代“私有化浪潮”之后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对基础产业和一些公用事业实行了国有经济私有化,但至今国有经济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英国1979年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固定资产占全英固定资产的15%,经过上世纪末的私有化浪潮后目前还有2%的国有经济。1979年前,英国家所征的公司所得税率和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分别高达52%、83%,在经新自由主义改革多次下降两者的税率后两者最高税率仍分别为30%、40%的水平。法国的国有经济在2001年占GDP的比重仍达10%。在加拿大,国家提供的公共设施及服务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至目前为止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很难企及的。在挪威,政府控制了某些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面,他们也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福利制度并且成为享有欧洲最高生活水准之一的国家。

发达国家中合作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广泛发展。马克思曾在总结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经验时充分肯定,“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的合作制生产,就是新社会的经济因素,指出“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足够见识而领悟到现存制度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为合作制生产而大声疾呼”,“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会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近几十年来,合作经济和共享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并深入到社会结构深处的发展。

代表性的类型,一是工人-员工自治所有的合作经济,其典型代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孟德拉贡公司。二是社区合作经济。据加尔·阿尔佩罗维茨的研究,美国社会中合作经济发展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在美国一些小的城镇出现了依托社区组织、为服务社会特殊需要的合作制企业或公司,这些公司很大程度上是在经济上自我支持的,组织者通常靠从政府、基金会和个人手中集资,然后发展可自我持续的项目,资本运营在民主程序的控制的方式下进行,它要求资本经营的项目服务于社区并由社区制定。此外,一些西方左翼学者指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以消费合作社、储蓄、储存、买卖,包括建筑的合作公寓、信用合作、电力公用、合作性的杂货铺等形式实践了经济民主。人们常常视而不见这种变化的巨大意义:合作劳动既帮助了资本主义的维系,同时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可替代物。在克利夫兰有一个工人所有的一家综合性集团公司,采取太阳能板发电,为当地一部分大医院和大学提供可购买的电力、“绿色”制度的洗衣服务、商业水培花园温室等。纽约市议会最近获批120万美元资金来扩展工人合作社,以帮助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的纽约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新的社区合作经济如雨后春笋般从佛蒙特州到三藩湾地区,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州,甚至杰克逊、密西西比州之间的各地方,这样的新经济增强了许多被市政废弃已久的社区。这类社区共享经济的具体情况,从美国新泽西州纽马克的一个社区公司NCC(New Community Corporation)为例可见一斑,该公司“众多企业雇佣了2000邻近居民,每年经济活动大致创造了3亿美元。所获利润帮助实施日托和放学后项目,支持了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一所家庭护理和两所日间医疗中心。各项经济活动的获利还帮助支持就业培训、教育、健康等其他项目。”目前在发达国家,农民普遍参加合作社,美国六分之五的农民参加各类合作社,法国五分之四的农民参加农业流通合作社,荷兰农民生产的产品80%以上通过合作社销售,日本农民几乎百分之百参加合作社,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民依赖和依托的主要经济组织。特别是在人多地少国家或地区,农业合作十分发达,合作社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荷兰,三个奶类合作社的经营额就占领了全国80%的牛奶供销市场,二个合作拍卖行几乎销售了全国所有的花卉,一个淀粉用薯马铃薯合作社占领了全国100%的市场,一个种用薯马铃薯合作社在全国市场中占有70%的份额。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近些年还有一种新型的共享经济和新型的合作商业模式在发达国家出现并快速发展。很具代表性的是农业生产者与社区消费者合作经济的新模式的发展和汽车共享经济、沙发漫游(旅游共享经济)等的兴起。此外,公共银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特别在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后日益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三、惠及劳动者、兼顾社会多数人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基本政策的制度化

在20世纪社会主义实验曾获得的成功的巨大压力和影响下,经工人运动的长期斗争和争取以及资本主义自身为解决其生产方式引发的尖锐矛盾和社会问题不得不作出的对劳动者阶级的妥协调整等多种历史原因的综合作用,在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西方各发达国家普遍建成了福利国家。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积弊突显、改革任务繁重、新自由主义肆虐不断,在西方一些国家劳动者一些曾获得的福利确有减少,但由于福利制度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发展的产物,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存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结果,尽管一定时期福利制度消长受不同政策影响发生变化,但其制度功能甚至已是资本主义发达社会运行的内在需要,已具有不受政党轮替影响的基本制度化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这些通过国家对社会财富实行再分配用以限制资本、惠及普通劳动者和社会多数人的福利制度,实际上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因素。

四、基层社区自治与政治权力和社会结合萌芽初见端倪

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自产生以来,就是居于社会之上并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在资本主义向未来新社会的转变中,国家将成为日益与社会相结合的力量而渐趋消亡,列宁曾为此设想社会主义的“半国家”阶段,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也提出过国家工作人员将由资产阶级国家中的社会主人变为工人阶级政权中的社会公仆。今天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国家机器仍在强化,但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形式民主近几十年确实有了巨大进步,这种进步尽管没有改变资本主宰的金钱政治下的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形态民主政治的边缘、在西方国家城乡基层社会生活的一些角落,社会主义因子也在悄悄地出现和生长着,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中广泛存在的城镇和社区基层的民主自治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公仆化的现象的日益发展。“官”“民”差距在发达国家也有明显的缩小。

五、精神生活中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和发展

超越以资本的增殖和赢利为唯一目的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因素出现。在今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和生产方式仍占主导,资本的增殖、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仍主导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随着发达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层次的改变,生活质量、环境保护、人的价值实现等社会进步指标就日益成为社会主体成员的更为强烈的需求,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和主流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情况自20 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变得更为明显。“先进工业社会的民众其基本价值观和目标的确发生了渐进的但却是根本的变化。当经济发展达到先进工业社会程度时,主体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开始停止”,当超过一个门槛后,“他们开始强调关注诸如环境保护和生活方式等生活质量的问题”。“北欧的大多数民众越来越关心生活目的、生活意义以及自身的幸福和快乐,而不是作为手段的经济增长”。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这种以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价值理性”打破单一的“工具理性”的现象,也开始反映在发达国家治理目标上,最能反映这种变化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开始逐渐淡化过于突出经济增长的GDP指标,越来越多的引入可持续的关注人的发展的指标指向。

在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影响深厚的国家中,社会主义价值观观念如社会公正、平等的观念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最高价值观念。互助友爱、为他人服务的社会风尚在西方社会中也在发展着。里夫金在谈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发达社会人们观念向这一方向变化的影响时指出,它“改变了我们对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和责任的看法,我们开始以集体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美国梦长久以来被视为激励各地人民的无尚标准……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自治和独立的追求。然而生活质量这一概念却要求基于合作利益、联系和相互信赖进行新的理解和定位。”合作、互助、为他人服务的风尚开始深入西方的社会生活,据前几年的一项统计表明,美国50%的成年人一周至少参加一次志愿活动,每年大约有9000万人次的志愿服务,涉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养老、助残、扶幼、帮孤、济贫、环保、教育、卫生、治安等。

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走向消失,成为发达国家现实的趋势

这种趋势的表现越来越明显。在本文中不再赘述。上述六个方面都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逐渐生长的现实性与真实性。尽管还应“要看到这些因素在其发展中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但“必须把视野放宽些”,这才能防止“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浅薄化”。它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凿证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不以任何阶级和制度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是当今世界历史的大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正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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