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助力建设语言文化强国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杜占元 时间:2017-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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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1998年开始,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9月11日至17日将举办第20届。今天,我国普通话的普及率已经超过73%,国民语言交际障碍已初步消除。那么,新时期推广普通话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什么?本刊今天推出推普周专题,既从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关注推普的时代价值和任务,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探讨推普的必要性和规范性,还回顾了普通话诞生的前世今生,澄清关于普通话的一些谣传。

贵州组织少数民族干部进行普通话培训。 图片由国家语委提供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迎来了第20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年来,推普周在宣传党和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增强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法治意识、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站在新的历史节点,要以第20届推普周为契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进一步推动语言文字事业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谱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新篇章。

普通话普及率73%以上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拥有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种,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增进民族间地区间交往、促进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政策法制、规范标准、宣传教育、评估督导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语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言文字事业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对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呈现崭新局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3%以上,语言交流障碍初步消除,社会用字进一步规范;中国诗词大会等优秀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广受关注和赞誉;世界语言大会成功举办,中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语言,全球学习人数迅速增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承载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语言文字又一次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和光辉,中国人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这些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打好扶贫攻坚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重大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实施普通话普及攻坚

要实现“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目标,就要坚持“以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为核心,向国家战略聚焦,向农村和民族地区攻坚,向社会应用推进,向现代治理转型,向国际领域拓展”的指导思想。具体来说,就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围绕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大力提升农村地区普通话水平,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围绕国家信息化发展要求,推动语言文字信息化技术创新发展,支持开展多语种机器翻译关键技术攻关,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智能辅助学习和评测技术产品研发。围绕“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互联网+’语言文字服务工程”,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推动语言学习、语言服务和语言管理,打造全球中文学习网络平台。围绕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语言文字筑桥工程”,加强语言文化国际交流与传播,推动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走向世界,继续建设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测试海外推广,打造交流和传播品牌,用中国声音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

普及与提高并重

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需要准确把握其阶段性特点规律,坚持依法推广、因地施策、创新发展,坚持“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双提高;还需要滚石上山、爬坡过坎,全力克服区域、城乡之间普通话普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如,大城市和东部地区要在高位普及的基础上,向提高普及质量转型;中部地区要在提高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上双重用力;农村、西部和民族地区要深入开展普及攻坚,加快提高普及程度。

此外,推普周的活动内容、载体和方式还需要不断创新,增强宣传活动实效。要加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资源和测试体系建设,推进培训测试创新发展,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要创新和完善语言文字规范化评估督导制度,建立完善依法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要坚持“以党政机关为龙头、学校为基础、新闻媒体为示范、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的基本方略。要加强宣传引导,完善机构队伍,强化科研支撑,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吸引和扶持语言文字及相关领域学术团体、社会组织、公司企业以及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贡献力量。

强国必须强语,强语助力强国。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快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构建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本文作者系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

普通话的前世今生

作者:潘佳(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普通话的“普通”是普普通通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其实这里的“普通”是普遍通行的意思。从语言的地位来看,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我国族际的共同语;从语言的规范化来看,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从法律地位来看,普通话是中国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从社会的使用来看,普通话是人人使用,普遍通行的日常交际语。

普通话的前世今生

李娜 绘/光明图片

源远流长、日臻完善的普通话

人类的语言随着时间推移、社会进步产生变化,时空差异形成了方言,由于沟通的需要,同时也产生了通用语、共同语。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方言分歧较大的语言之一。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汉语就已形成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和“通语”了。他们是我们当代共同语的远古“祖先”。《论语》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注“雅言”为“正言”。清代进一步解释,认为“雅言”就是“夏言”,夏指黄河流域中部的中原一带,刘端临认为就是“王都之言”,刘宝楠认为“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

秦汉时代,语言的统一性更强。西汉扬雄的《方言》中出现了“通语”“凡语”,就是指当时的共同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先后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金、元、明、清四代都曾建都北京。由于政治、经济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北京话成为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官话”成了明清时期的“共同语”。

清末变法维新的思潮中出现了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呼声。“国语”是日本明治维新发明的共同语名称,被学者借用到汉语中。1911年,清政府学部议决了《统一国语办法案》,代表着封建社会的“官话”退出历史舞台,旨在向士农工商普及的“国语”正式确立。民国时期开展的民族共同语运动,就叫“国语运动”。

普通话的名称,在清末也从日本传入中国。在中国最早提出普通话的是朱文熊,1906年,他对普通话的定义是“各省通行之话”。20世纪30年代,在文艺语言大众化的讨论中,瞿秋白、鲁迅等都使用了“普通话”这个术语,他们所指的是五方杂处的城市自然形成的一种互相能听懂的语言。1934年兴起的大众语运动最终对普通话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普通话是以一种流行最广的方言为基础的,习惯上全国各地共同使用的,大众能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的人民大众的口语,它是更具普遍性的“国语”和更接近人民口语的白话文。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推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为了体现各民族的平等与相互尊重,为避免少数民族误认为国家只推行汉语而歧视少数民族语言,所以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对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把清末至民国的“国语”改名为“普通话”,而且赋予了普通话新的、科学的定义。

科学规范、标准统一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完整地赋予了“普通话”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中国古代汉民族的经济政治中心是北方的中原地区,所以汉民族的共同语就以中原地区的方言作为基础,往往以王朝京城所在地的方言作为语音标准。宋以前历代都城大多设在西安、洛阳或开封,金、元、明、清四朝多在北京建都。以北京话发展而来的“官话”是民国“国语”的语音基础。在民国时期,就有过基础方言的激烈争论和实践的变化。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对“国音”标准认识存在分歧,出现了“老国音”“新国音”之争、“国音”“京音”之争。简单来说,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标准读音。由于读音统一会的审音不是以某个具体地点的语音为标准,而是带有人为的杂凑性质,以至于脱离语音实际。投票过程也很有趣。80名读音统一会代表中,江苏17人、浙江9人、直隶8人,广东、湖南、福建各4人。由于南方籍的代表太多,读音统一会只得限定以一省一票的方式投票决议。从这个名单来看,来自广东的4人不可能左右会议结果,也就不存在“粤语只差一票就成为普通话”的可能。至于其他四川话、湖北话、陕西话等等差一票成为普通话的说法,也同样是谣传。因为在审定6500个汉字的读音时,是逐字发下投票决议,因此,也许有一些是“差一票”通过的,但不存在某一方言整体差一票被定为“国语”的情形。

决议通过后,不断有学者呼吁采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经过长达十年的论争,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人们把1913年读音统一会审定的叫作“老国音”,1924年审定的叫作“新国音”。同时,还出现过除北京话之外的各种方案,如“切音字”始祖卢戆章起初以闽南话为标准,后来改为北京话,可是到了论述统一语言问题时又主张以南京话为标准。又有胡以鲁主张以湖北话为标准等等,各执一词。最终,还是以北京话为标准占主流。

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音,那么,普通话就等于北京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所指的以北京话为标准,是以北京语音的系统为标准,并不是北京土音,也不是把北京语音的一切读法照搬。因此,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

北方话是汉语方言的一种,它的分布区域极广,占大半个中国,它反映了全民语言的发展趋势。从宋元以来产生了许多以北方话口语为基础写成的文学作品,这种书面语就是“白话”,这些作品在非北方地区刊印,非北方地区也用“白话”创作,可见具有广泛性。“白话”就是普通话的文学语言的来源。

普通话的语法规范在“典范的现代白话文”里。所谓“现代”,指“五四”运动以来;所谓典范,一是符合全民语言规范,二是经过高度文学加工,使语言精密、完整、正确。

最后,普通话的推行与方言的使用是和谐共存的关系。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既不以消灭方言为目标,也不以消灭方言为手段。我们不能把普通话和方言简单地对立起来,两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处在不完全相同的时空之中。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它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实用性。在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时期,方言之间过去所有的那种明显的界限会逐渐淡化,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削弱。同时,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也发挥着中华民族族际共同语的重要作用,这也并不妨碍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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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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