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银传:“意识形态”冲突不可能终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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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本质没变“意识形态”冲突不可能终结——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袁银传20世纪初以来,一批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经典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提出质疑,甚至提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同时,亦有学者观察到,经济领域中的物质利益问题往往引发思想观念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与斗争。究竟该如何认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如何认识西方学者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本期学海观潮邀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袁银传对此进行深入辨析。

西方社会意识形态趋于多样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卢卡奇、鲍德里亚等学者都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化现象的批判开掘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物化批判是如何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批判的?

袁银传:马克思、卢卡奇和鲍德里亚都对资本主义商品货币拜物教、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物的价值升值而人的价值贬值、“人为物役”的“物化”和“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并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异化劳动,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向自身和社会复归的思想。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理论”,主要揭示了物化对无产阶级以及整个社会的具体影响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造成了人的数字化或符号化、人的主体客体化、人的原子化,最终导致了物化的普遍化和物化意识的生成。正是物化意识导致了整个社会对物化现象以及社会现状非批判性的接受和认同,最终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丧失。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消费社会》等著作中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消费主导的社会,消费的主体不是具有自我判断和选择能力的理性个体,而是“符号的秩序”。在鲍德里亚看来,尽管消费是主体的一种经济行为,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他指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消费过程中,通过华丽的、令人炫目的凸状性展示,商品在高超的美学和心理技艺的结构化广告中,在兆示着地位和成功的品牌诱惑之下,生成了德波所讲的炫耀式的景观表象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下意识统治和支配。”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种种“普适的价值体系”之下,一些人认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趋于淡化。一些西方学者由此提出,“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然终结”。这种判断能否成立?为什么?

袁银传: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较早期资本主义时期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等方式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现代资本家更多的是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占有剩余价值。同时,由于在工人运动压力下,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福利政策,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相对也有了较大改善,白领工人急剧增加。但就整个社会阶级结构来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仍然存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就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财富的分配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的回报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并且预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与劳动的不平等、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映不同阶级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冲突因而不可能终结。另外,“意识形态”概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含义。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意识形态指的是关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方面应该如何运行发展的理论体系,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强烈地具有各自不同的党性原则。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现代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含义。20世纪50—6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实际上是一种技术万能论,认为社会存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而20世纪90年代在苏东剧变背景下,弗朗西斯·福山“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主旨,就是认为以美国、法国、瑞士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自由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念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构成“历史的终结”。但自那时以来,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及其主流价值观念——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战后建制派地位受到多次猛烈冲击,各种被视为异端的社会思潮,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新纳粹主义、民粹主义等的影响挥之不去。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多样化。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终结论”都是错误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迫使“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在2009年接受日本《中央公论》杂志采访时就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关系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改变又是如何伴随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而发生的?

袁银传: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作用方式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与斗争,往往与经济领域中的物质利益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思想观念领域中的矛盾和冲突,表面上看是思想认识问题,但实质还是物质利益问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形式上鼓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其实质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的要求。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了较大变化,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战后“黄金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高速增长,社会福利改善,普通劳动者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对当时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都有许多论述。其基本观点是,科学技术在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尔库塞指出:“如果再次假定没有核战争或其他灾难打断这种发展,技术进步将促进生活标准的持续提高,促进对控制的持续宽松。国有化经济能够没有结构阻力地开发资本和劳动生产率, 同时又大大缩短工作时间并增加生活的舒适。而且,它能够完成这一点而又不放弃对人民总体上的管制……统治者能够抛出的消费品越多,下层人就越是牢固地受各种各样的统治官僚束缚。”简言之,就是:“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其主导思维方式缺乏批判性和否定性意识。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性较少”,它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虚假意识”的某些成分,摆脱了由阶级利益制造的骗局、政治空想等,因而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难以抗拒。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陷入滞胀期,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是推广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放松对企业尤其是金融业的监管,扩大贫富差距,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和工人运动。新自由主义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的制度和价值理念扩展到全世界。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冷战”的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被西方某些学者包装成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广泛传播。但由于资本大量输出,西方发达国家国内贫富差距拉大、普通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导致普通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在此基础上,欧美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其结果是在这些国家内部乃至国际上都造成极大混乱,近年来欧美等国本土恐怖主义袭击频发,就与上述问题直接相关。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法国和德国极右翼势力快速增长等,都是上述意识形态变化的反映。这反映了欧美社会内部从利益到价值观念的分裂加剧。西方社会在向全世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同时,它自身社会内部的意识形态却越来越多样化、碎片化、对抗化。当代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正处于传统意识形态日益受到质疑,而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建立的转换形成期。尽管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马克思之后,一些学者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传统界限趋于模糊,继而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有效性。您分析,为何会有这种认识?做出这种否定是否合理?

袁银传:法兰克福学派代表性人物哈贝马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一书中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相区别的重要特征是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以国家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力量已经渗透到经济领域,造成经济与政治界限的消失,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界限的消失。因此,马克思基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分析得出的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论过时了。卢卡奇、鲍德里亚也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物化”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经济生产和人们经济活动的控制,造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传统界限的消失。

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还是特殊现象;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否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失效?“决定”从社会存在本体论角度看,指称的是“基础”和“前提”;从逻辑学角度看,是指充分必要条件、因果逻辑顺序。首先,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为了把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中驱逐出来,重点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晚年为了澄清机械唯物主义、唯经济决定论者的误读,重点强调了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是从基础、前提和最终决定意义上讲的。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因为最终决定政治权力和思想舆论意识形态的还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利益关系、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政治实际上是金钱政治,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论述很多。近年来美国大选、韩国干政风波背后折射出的政治集团为经济财团所操纵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政治作为通过国家机器对社会公共资源、公共权力进行强制配置的专门活动,它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反映经济利益的要求。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过时。

马克思主义仍是指路明灯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物化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物化的批判有所发展。我们应该如何清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批判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袁银传:与空想社会主义抽象的道德批判不同,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主要是从物质资料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制度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的考察和批判,分析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和人的异化,探讨无产阶级通过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再到人自身解放的过程。而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主要由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物化批判、科技异化批判、文化心理批判、消费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是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内容。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出现,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断转化批判主题,关注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他们主要局限于学术话语领域,只批判而不建设,只解构而不建构,没有找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所以,国内许多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乌托邦”或者“解放的乌托邦”。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对于认识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有哪些思想资源价值?

袁银传: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处在马克思预测和论证的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就指出: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意识形态是反映阶级利益的价值诉求,支配意识形态背后的强大力量是物质利益关系,意识形态通过控制、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来实现阶级的经济利益要求,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思想,仍然是我们认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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