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文学记忆与文化交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7-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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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

作者:曾大兴

“景观”是一个地理学名词,西方地理学家给它下过许多定义。有的称它为“土地”,有的称它为“风景”,有的称它为“一个地区的外貌”,还有的称它为“土地上的可以看到的形象”。在汉语里,“景观”是由作为名词的“景”与作为动词的“观”所构成的一个词组,因此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中国式的定义:即具有观赏价值的风景。无论是西式定义还是中式定义,“景观”都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土地上的可视性物体,二是具有形象性或观赏性,三是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统一。

“文学景观”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了一层文学的色彩和内涵。简言之,所谓文学景观,就是具有文学属性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它以历史建筑或自然风景为基本载体,同时又具有文学的内涵和审美的价值。文学景观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是景观,又是文学的一种地理呈现,它是刻写在大地上的文学。以往的文学研究并不涉及文学景观,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项独特内容,或者说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独特发现。

文学遗产廊道

2014年6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宣布,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汉时开辟的“丝绸之路”,在东汉时往东延伸至洛阳,因此这一次的“丝绸之路申遗名单”中,中国境内有22处申遗点,其中河南4处,陕西7处,甘肃5处,新疆6处。这22处申遗点都是著名的文化景观,其中与文学景观重合者有11处,即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麦积山石窟、玉门关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也就是说,“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内的22处著名的文化景观,有11处同时也是文学景观,文学景观占了一半。

“丝绸之路”可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由洛阳、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丝绸之路”的东段和中段都在中国境内。实际上,在“丝绸之路”的东段和中段,著名的文学景观远远不止这11处,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至少还有45处。洛阳市境内,就有白马寺、金谷园旧址、邙山、龙门石窟、白居易墓、关林等,从洛阳市经三门峡市进入陕西省境内,一路往西则有潼关、华山莲花峰、鸿门、坑儒谷、骊山华清宫、秦始皇陵、灞桥、乐游原、辋川别墅遗址、阿房宫遗址、秦都咸阳遗址、长陵、茂陵、霍去病墓、昭陵、乾陵、杨贵妃墓、楼观台、太白山、五丈原武侯祠等;再往西进入甘肃境内,一路则有飞将军李广墓、成县杜甫草堂、泾川安定城楼、临洮长城遗址、临夏积石关、兰州白塔山金山寺、武威凉州古城遗址、张掖古城遗址、古酒泉、汉居延塞防遗址、嘉峪关、阳关、敦煌莫高窟等;再往西进入新疆境内,则依次有火焰山、天池、楼兰故城遗址、铁门关、伊犁将军府旧址、赛里木湖等。以上这些都是被文学家一再书写过的主要因文学的传播而广为人知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因而都属于文学景观。这些文学景观不是单一的,它们由东向西,迤逦延伸,构成了一个“文学景观带”,或者说是一个“文学遗产廊道”。

人类文化记忆库

文学景观的魅力是巨大的,它的魅力源于文学。汉唐时巍峨壮观的阳关和玉门关,在今天看来不过是风蚀雨剥之后并不起眼的一堆黄土,但是人们仍然不远千里万里来朝拜它们,原因就在于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与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等文学名句,激发了人们丰富的历史想象、文学想象与地理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经典名句的感召和吸引,没有一份因文学而时时鼓荡的文化情怀,谁会迎风冒雪或顶着烈日骄阳,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地来到这荒凉的一隅?

文学景观在地理上依托于自然与人文景观,但是它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多由文学家和千千万万的文学欣赏者、旅游者所赋予。不一样的时代和地域,不一样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积累,不一样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甚至不一样的观赏时间和角度,都会赋予景观以不同的意义,因此文学景观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就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人类文化的记忆库。以阳关为例,阳关在军士们看来是一个需要日夜把守的要塞,在信使们看来是一个更换马匹的驿站,在商人们看来是一打尖歇脚的旅店,在游子们看来是一个瞭望故乡的危楼,在思妇们看来是一个怀念亲人的坐标,在诗人们看来是一个抒情言志的意象,在众多的旅游者看来则是一个追寻历史的符号……阳关累积了太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谁又能穷尽它的意义?如果我们试图描述“丝绸之路”上的汉唐气象,能够从汉唐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景观入手,那么我们的描述就会具体一些,实在一些,细致一些,生动一些,当然也会深刻一些。

文学景观的价值也是巨大的。除了文学的价值,它还有建筑的价值、历史的价值、地理的价值、宗教的价值、民俗的价值、美学的价值,等等。这一切价值的综合,就是旅游的价值。古往今来,“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多少旅游价值,这恐怕是难以估计的。因此,我们在制定和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规划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的价值。而在这个问题上,文学地理学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作用。文学地理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挖掘、研究、描述和彰显“丝绸之路”的文学与文化价值,这对于更好地保护、利用珍贵的文学与文化遗产,对于提高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利用和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丝绸之路”与大唐气象

作者:高建新

从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在长安和罗马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横贯亚、非、欧的贸易通道和文化走廊,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笔下的“丝绸之路”开通后的盛况。从经营西域30余年的班固之后,“丝绸之路”时断时续300余年,到了唐朝被再次完全贯通,而且更加宽阔。

唐玄宗继承了太宗开放的文化政策,提出“开怀纳戎,张袖延狄”(《安置降蕃诏》)的主张,继续开拓“丝绸之路”,使其连通了当时的大半个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通道。这个时候的唐王朝政治开明,疆域广阔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族平等,对外交流频繁,这一切都与将“丝绸之路”的开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实施关系密切。呈现在唐诗中,便有了诗人多角度的描写和丰富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丝绸之路”为唐代社会、唐人生活带来的变化。

千官肃立 万国来朝

“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唐王朝的开放,唐人对中华文明的自信空前增强。当时的唐王朝交通便利、四境大开,新奇的思想、新奇的艺术、新奇的物产通过“丝绸之路”蜂拥而入,造就了一个空前开放、强盛的王朝,成为法国学者雷纳•格鲁塞所说的实际意义上的“中亚的主人”(《草原帝国》),赢得了当时世界的敬重:“天降贤人佐圣时,自然声教满华夷。英明不独中朝仰,清重兼闻外国知”(许棠《讲德陈情上淮南李仆射八首》其一),“南面朝万国,东堂会百神”(陈子昂《奉和皇帝上礼抚事述怀应制》),“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王维《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 “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章八元《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千官肃立,万国来朝,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真正的中心,正如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唐代中国是一个极度世界主义的社会”(《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所谓“极度世界主义”,指的就是唐王朝的开放,开放让世界从中国受益,也让中国从世界受益。

“丝绸之路”带给唐王朝的繁盛是在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亦即公元8世纪上半叶达到极致的。当时的长安成为照亮西方的国际性大都市、“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中心,时常可以见到回鹘、大食、波斯和拂菻(东罗马帝国)等地的商人,而又以波斯商人最多。唐王朝的强大来自于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吸收融合,所谓“大业来四夷,仁风和万国”(张衮《梁郊祀乐章•庆休》)。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文明获得更加广泛的传播,由亚洲远达欧洲和非洲:“使去传风教,人来习典谟”(唐玄宗《赐新罗王》),“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万里求文教,王春怆别离”(毛涣《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唐王朝的开放和繁盛,吸引了周边众多的国家前来朝觐、学习。

视野辽阔 胸怀天下

“丝绸之路”改变了唐人的疆域观念,他们看世界的眼光更为远大、辽阔。盛唐边塞诗人高适说:“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蓟门行五首》其二),中唐诗僧庞蕴说:“大唐三百六十州,我暂放闲乘兴游”(《诗偈》其一〇三)。早在太宗时期,唐王朝已经“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新唐书•地理志一》)。广阔的疆域、古老的文明,吸引了周围世界的关注:“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浸多。唐兴,以次脩贡,盖百馀,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新唐书•西域传下》)。这些从前不与中国接触的地区和国家,不远万里,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朝贡者络绎不绝。

唐代“丝绸之路”经过今天新疆境内有三条:南路出阳关,经且末(今新疆且末)、于阗(今新疆和田),至天竺(印度)等国,玄奘归国时走的就是南路;中路由龟兹(今新疆库车)抵疏勒(今新疆喀什),经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至波斯(伊朗)、地中海沿岸;北路“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西延城西”,“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巴尔喀什湖附近)”(《新唐书•地理志》),至里海沿岸。盛唐诗人岑参两次前往西域,诗中对“丝绸之路”西段多有描述:“大荒无鸟飞,但见白龙堆”(《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四月犹自寒,天山雪濛濛”(《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诗题中的“北庭”,即庭州,是唐代北庭节度使的治所,岑参诗突出了“丝绸之路”北路的荒寒遥远。即使如此,唐人一往直前,毫无畏惧。

唐人特别是初盛唐人或从军或入幕或壮游,多数有边塞生活的丰富经历,他们是通过“丝绸之路”走向边疆、进入西域的,因此他们笔下的“丝绸之路”是真实具体的,是可感可知的。唐诗中提到的“丝绸之路”上的地名与国名就有凉州、阳关、玉门关、龟兹、疏勒、天山、葱岭、条支、碎叶、勃律、坚昆、黠戛斯、大宛等。李白写到了恒河:“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僧伽歌》),写到了条支(今伊拉克一带):“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战城南》);杜甫诗写到了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巴尔提斯坦)、坚昆(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赵嘏亦有《送从翁中丞奉使黠戛斯六首》,黠戛斯,即古坚昆。这些描写表明,唐人的疆域观已超越了传统的西域三十六国,真正的视野辽阔,胸怀天下。

海纳百川 共同繁荣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唐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杜甫的“崆峒西极过昆仑,驼马由来拥国门”(《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三),描绘了西域各国越过昆仑山涌入中国的情形,国门前人山人海,其势如堵。有当代学者说:唐代“中外贸易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及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

唐诗中出现了如胡腾、胡旋、柘枝、寒泼胡戏、胡笳、觱篥、柘枝鼓等乐舞及乐器,出现如大宛马、狮子、犀牛、白象、石榴、葡萄、苜蓿、胡瓶、琉璃、碧碗、夜光杯等物产器具,唐人的生活由此变得丰富多彩、生机勃勃。杜甫的“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是唐诗中唯一提到大食(古代阿拉伯帝国)的诗作。一部分唐诗还写到“海上丝绸之路”,如安南、日本、新罗、高句丽、诃陵国等。唐王朝通过“丝绸之路”把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深入融合,并由此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富裕和生机。

“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唐王朝的繁盛,也促进了沿途各国人口激增、商业、手工业及畜牧业的繁荣发展。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在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促进了西域各民族的富裕和进步。

“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壮举。唐人是把开拓“丝绸之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实行的,就是这条“丝绸之路”,为唐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壮大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有论者以“大动脉”形容,以彰显其异常重要和不可替代。因为是亲历,唐人的相关记录就显得格外珍贵,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通过唐诗中有关“丝绸之路”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唐王朝如何以海纳百川的廓大怀抱接纳了当时的整个世界,并将古代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院)

开放务实:西域文化的精神风貌

作者:方丽萍

“丝绸之路”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宗教、歌舞、音乐、工艺美术、医药等的交流,对沿路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西域文化呈现出自己特有的精神风貌。

包容开放 多元共生

西域地区是典型的文明交汇地,农耕、游牧与商业文明同时存在。“丝绸之路”上长期的商旅往来、出使求法,不同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宗教信仰、语言,使得人们不仅不固步自封,而且能够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广泛吸收各民族的文明,西域文化由此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特征。

最能体现西域文化多元化特征的是语言。“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张籍《陇头行》),中原王朝的后代,在西域接受的是当地语言的熏陶,长大后说的是当地语言;“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王建《凉州行》)。少数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后,汉族同胞已经与少数民族完全融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在西域地区生活的人们交流顺畅,西域地区至今依然存在着被语言学者称作是“风搅雪”的语言现象(即以大风吹雪为喻,指在本民族语言中惨杂使用着诸多其他民族的语言)。

西域地区的民族分界模糊,人们的生活习惯“多同少异”。西域居住的汉族,“详加考究,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东南各府,因工商业到丹,立家世,传子孙,遂成土著。自宁府邻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番子弟,资性聪颖,入塾读书,粗明理义,遂化为汉族也”(《丹噶尔厅志》)。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双向流动,风俗习惯上也互相借鉴吸收。这样的文化环境导致在西域地区出现了一些处于两民族间的“交叉”民族,如“土汉民”:“似即最初土族,后渐化为汉民,或汉人佃种土司之地,归其管辖者也”(《循化志》)。“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以开放与包容的文化心态,广泛地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吸纳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宏伟走廊。

自信豪迈 大气磅礴

“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公务往来是唐诗的重要题材之一。围绕着慰边、和蕃、出使、入幕、还朝、归乡等,唐朝诗人写下了大量的赠别、留别、边塞诗。“国使翻翻随旆旌”(耿湋《凉州词》)是出使的威仪,“西方有六国,国国愿来宾”(储光羲《送人随大夫和蕃》)是国际间的共同;“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是驻边将领快乐、充实的日常生活。在西域,即使是艰苦的战争,也多轻松浪漫:“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送人出使时,是对功业的渴慕,“莫嗟行远地,此去答恩私”(皇甫曾《送汤中丞和蕃》),“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早须清黠虏,无事莫经秋”(岑参《送人赴安西》)。无论是在想象中还是现实里,西域生活都充满自信、豪迈与乐观。

风雪、黄沙、白草、落日是较多进入唐诗的西域物象。居西域多年的岑参说,西域是“云沙万里地”(《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是“终日风与雪,连天沙复山”(《寄宇文判官》)、“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过酒泉忆杜陵别业》)。一望无际的黄沙、沙漠上跋涉的驼队、八月飞雪、三月花发,北风呼啸,“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过燕支寄杜位》)。从未到过西域的诗人们也如是想象西域,如杜牧:“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

在西域,诗人们的视野极其开阔,他们所见的西域风光大气磅礴、壮阔浑成:“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岑参《日没贺延碛作》),“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岑参《过碛》),“野次依泉宿,沙中望火行”(雍陶《送于中丞使北蕃》),“塞云凝废垒,关月照惊蓬”(权德舆《送张曹长工部大夫奉使西番》),西域辽阔的景象滋养出诗人们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气魄。即便是写西域的寒冷与荒寂,其目的也不是为了乞怜或自怜,而是要在对比中凸显艰苦条件下主体的豪迈、大气及力量。

平等务实 互惠互利

盛唐流行“胡”风。唐人思想开放,能接纳其他的文化,“胡”在唐朝几乎是无处不在。除了惯见的“交往的频繁”、“心态的开放”等解释外,这其中还有西域文化自身的原因。

当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原因在于这种来自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衣短袖窄,行动方便,也节省衣料,更加经济。《旧唐书•舆服志》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可见唐时胡服流行。与赵武灵王时一样,胡服流行,除了便于行动外,还有礼制方面的原因:它避开了服制的僭越,胡服的流行包含着对西域平等文化精神的向往。再如饮食,唐代文献中有“杨国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饼”(《肃宗实录》)、“刘晏入朝,见卖蒸胡饼之处,买啖之”(刘禹锡《嘉话》,见《能改斋漫录》卷十五)的记载,可见胡饼流行有便于食用、便于携带的特点。出现在唐小说等中的胡商,多经验丰富、目光如炬,善于发现宝贝,同时胡商又是讲究公平交易、诚实守信、互惠互利的代名词。

西域文化平等、务实的精神是由“丝绸之路”本身的功能决定的。人们行走在这条路上,都有自己明确的目的,或谋求利润,或求经传法,或慰边戍边,艰苦的自然环境、漫长的旅途,顺利完成任务,达到出行的目标即是全部。因此,西域文化精神中少虚浮,多务实平等,讲求互惠互利。总之,西域文化呈现出的独特精神风貌,与汉唐“丝绸之路”的开拓、延伸、影响密不可分。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17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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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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