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不能失根 如何接续传统文论的自觉与自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建军 时间:201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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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应将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常常陷入两个冲突情境:一个是新学与旧学的冲突,一个是西学与中学的冲突。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我们能否妥善解决这些冲突,从而形成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自觉和自信,最终建构起一种不失自己文学传统、融“新旧”与“中西”为一体的文学理念体系和文学写作模式。

1文学写作非汉语化 非中国化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许多当代作家写作的文学理念和经验资源,完全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家。离开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等,几乎不知道该如何谈文学。这种文学上的趋西去中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学写作的“非汉语化”和“非中国化”——中国当代文学在语言、情致和格调等方面,均跌落至低水平,有些作家的语言半通不通,纯然一副翻译腔。

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九》论韩愈说:“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这样的批评,是中国格调的,也是充满诗性的,卓识内蕴,文采外烁,多么精彩!

显然,无论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还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均需解决这样两个迫切的问题:一个是如何接续中国文学传统,另一个是如何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自觉和自信。

2反求诸己 重新扎根

近读古风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文论现状和问题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在接续文学传统文论上所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全书试图打破封闭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肯定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隐性传承”。作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中国文论话语并未消亡,而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生存下来。

但是,最近二三十年,这种双线发展模式似乎出现了倾斜和偏失。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失语状况和尴尬处境。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他反对盲目趋新和崇洋的文坛风气。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就要首先反求诸己、重新扎根:“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他还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重新确立它的地位:“长期以来,我们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或者说没有主动争取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因此,我们失去了对话的机会,也就自然而然地‘失语’了。”该书并不是要简单否定西方文论,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而是强调东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认为既应保持个性,又要博采众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3望今制奇 参古定法

文学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建构行为。所以,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怎样建构一种多元融合,而又不失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将书中所描述的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他接受《文心雕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观,提出四种转换的途径和范式:范畴的转换、观点的转换、方法的转换和体系的转换。

思想凝结为概念,概念支撑着体系。该书撇开笼统而复杂的问题,转而从具体的概念性的话语问题入手,来考察中国传统文论的内在价值与存活状况。作者紧紧抓住体现中国文论话语精神的关键词,即“强力词”(force words),来考察中国文论话语的性质和功能,揭示它的巨大活力和生存力。全书从文学、言志、意境和美四个重要的话语来展开微观研究,确实有助于揭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独特个性和巨大魅力。笔者认为,在展开个案分析时,若再将怨、神韵、风骨和中和等概念涵括进来,那么,无疑有助于更加完整地揭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精神和风格。尤其是“怨”这一话语,实为构成中国文学精神至关重要的概念,有着与西方文学理论“批判”话语和“反讽”话语同等重要的意义。

总之,该书充满了坚定的文化信念和主体性自觉。它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建构中,学者个人的学术担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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