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千年汉语词汇史 十八载甘苦编成《近代汉语词典》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春海 时间:201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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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创新工程2016年度重大成果中,最令人动容的是4卷本《近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为了它的问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白维国等十余位汉语词汇史专家,呕心沥血、千锤百炼长达18年。

全面反映近代汉语词汇系统面貌

近代汉语,是汉语史的分期。一般认为,近代汉语从唐初到清中叶,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它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承上启下的枢纽环节,如对其不够了解,研究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会有很大局限。

1928年,黎锦熙先生首倡近代汉语研究,并提议编写“近代汉语大辞书”。作为近代汉语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吕叔湘先生写出了一批近代汉语专题语法研究的论文,还提出了引起广泛讨论的近代汉语分期上限问题。

《词典》之前,已有两部同类同名的词典问世,但它们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各自的不足与缺陷。近代汉语研究的发展和学者的需求,使得编写一部在编纂理念等方面有所创新、发展的词典日益必要。

《词典》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介绍,1997年,白维国先生与她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编写一部体例更完善、收词量更大、释义更精准、举例更可靠、学术性更强的近代汉语词典。他们确定的编写宗旨是编成一部汉语词汇史性质的工具书,全面反映近代汉语词汇系统的面貌及动态演变,以“史”的理念贯穿全书。

抱着这一宗旨,一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近代汉语研究室三名研究人员发起或参加、以贵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锳等学者为主要骨干的、长期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专家队伍建立起来。他们放下手头工作,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编写《词典》,一干就是18年。

在千余年典籍中“大海捞针”

《词典》收词,上限为唐初,下限为清中叶,也酌情收入了少量已见于魏晋而大量使用于唐的词语。在一千多年的典籍文献、语言之海中寻觅、探究,工作常如大海捞针般艰苦。

2004年前后,《词典》的编纂即将完成。此时,《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文本》《国学宝典》这两个可供检索的大型语料库先后建成。白维国先生毅然决定回过头来对每一个词条都进行电子文本的检索,以防书证遗漏和滞后。而这一选择,意味着《词典》完成时间将大大延后。对于此举,江蓝生深表赞同和庆幸:由于补上了这一课,《词典》在文献资料的利用上超越了前人,为编写质量提供了扎实的语料基础(在最后阶段还使用了《中国基本古籍库》)。今天回过头来看,大家越发感到白维国先生当时的决定非常正确。

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对“来”、“在”、“们”和“把”等今天的常用词汇,《词典》列出了唐到清的各种义项和用例,其中,“来”字举出16个义项,“在”则列出9个义项。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词典》为现代汉语的许多用法找到了源头,对汉语词汇史、语法史研究颇具参考意义。

《词典》副主编、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汪维辉回忆,编写工作分为阅读文献、收集词条、筛选并确定词条、确立义项、排序、释义、引例、核对例句、统一体例、定稿9个环节。为把《词典》编成一部汉语词汇史性质的工具书而不仅仅是释疑解难,全体编写人员多次开会讨论,反复推敲,试写样条,不断修改,最终形成《〈近代汉语词典〉编写体例》定稿作为指导《词典》编写的纲领性文件,在编写中还专门编了《词语考释论文索引》。

精确引例,是编纂理念的具体体现。而从巨量的实际用例中精选出三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谈何容易。汪维辉告诉记者,选定一个恰当的例子,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劳动是读者所看不到的,纯粹是“良心活”。

坚守到最后一息的“工蜂”精神

2015年9月,王锳先生病逝,享年82岁。同年10月23日,白维国先生也因病抱憾辞世。《词典》成了他们未曾谋面的“遗腹子”,他们为了学术而付出一切、百折不回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当《词典》还剩十分之一未完成时,白维国先生被查出罹患癌症。他没有气馁、绝望,而是以与病魔赛跑的劲头奋笔疾书。难忍的疼痛,令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瘦到皮包骨头,打针都已找不到合适部位。而他仍每天坚持工作,一丝不苟,大年三十放化疗结束后出院回家,大年初一、初二就开始工作。有一段时间,他一吃东西就呕吐,然而喘口气就又回到电脑前工作。

白维国先生说过:“我就是上帝派到人间来工作的工蜂。”他那种甘愿奉献的“工蜂”精神和终日辛劳的“工蜂”形象深深镌刻在人们的脑海中,时间再久也抹不去。他的挚友江蓝生表示,这部《词典》浸透着他的心血,是他熬干生命才最终完成的。《词典》还有一些有待进一步打磨和完善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它在学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新高度即是新起点,新辞书的出版之日就是它开始修订之时。古今中外的辞书史表明,辞书的完善、修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对白维国先生最好的纪念是将这部词典修订好,让它不断攀登新的高度。

参与编写的专家深感,白维国先生的审稿工作对《词典》整体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出版社曾把他审改过的稿子寄给汪维辉复看。很多页稿子上都用红、蓝、绿、黑各种颜色的笔改得满纸都是,还有铅笔做的各种记号,审稿内容包括增、删、改、核等多项。汪维辉深感震撼:主编敬业尽职,逐条仔细推敲,精心修改,不但审校精细,而且水平很高,令人肃然起敬。

参与《词典》编写的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百顺说:为了《词典》,白维国先生呕心沥血,工作量之大,其他人很难想象;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都在为《词典》而工作,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了学术成果。这种精神令人感动,更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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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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