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拉世界,成为另一个世界中心是可能的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高士明 时间:201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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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6第三世界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启动筹备大会”12月22日在中国美术学院举行。本文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策展人高士明在闭幕大会上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阐述了对另一个世界中心(another world center),一个亚非拉世界的期待。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本文原题《另一个世界中心》。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视觉中国 资料

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充满着困惑、焦虑与希望。在这个时刻,结局即开始。对来自亚非拉的我们来说,旧大陆或许就是新世界。

“怒吼吧,中国”:曾经与今天的故事

2008年,我发现了一条有趣的线索,那是一个发生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苏联-纽约-西班牙的曲折故事:

1924年苏联未来主义作家 Tret’iakov的诗歌《Roar China!》;

1926年苏联左翼群体在莫斯科演出的同名戏剧《Roar China!》;

1930年10月27日前卫戏剧《Roar China!》在纽约Martin Beck Theatre上演;

1935年上海的革命-前卫版画家李桦创作的黑白木刻《怒吼吧中国!》;

1937年Langston Hughes在Volunteer for Liberty 发表了一首反法西斯的诗,题为《Roar, China! 》。

这个80多年前的跨度极广的故事,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角度,重新检讨一下关系项:前卫与革命、革命与国际、国际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暴力、暴力与政治、政治与艺术、艺术与前卫—革命……这些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被丢弃、蒸发了的复杂问题,今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80多年前,对这些话题来说,中国是什么?而在今天,在这个全球资本—政治—经济网络中,中国又是什么?
诚然,中国正在从剩余资本的最大吸收者转变为输出者,但是在我看来,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归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一方面,冷战名义上结束之后,中国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休克疗法”,即野蛮私有化;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是资本主义与国家配合,国家不断放松政策,市场推动不断私有化,加速社会熵化,而中国没有遵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因为中国始终是强政府而非弱政府;更重要的是,强政府主导力强,以市场为治理工具,带来的首先是企业、资本家的相互竞争,而非劳工之间的竞争,因此,资本利润不是无限膨胀的,工人福利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当然,这也是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原因,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仍然存在,为了社会稳定,目前存在许多僵尸企业;优先发展国内市场和内地市场。

一年前,在“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的视频讲演中,塞米尔·阿明表达了他对中国一贯的善意:中国正在发展一种“有社会的资本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同样,在今年首尔的一次会议上,台湾学者徐进钰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也给出了足够善意的理解,他还有许多朋友们期待着,“一带一路”可以形成一种更善好、平等的发展道路:注重本土化、适应性、合作与共享,而不要以“租借地”或“特区”的模式搞“圈地”;推动多边政治和多极的全球化,推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发展主义,一个高度共享性的“世界市场社会”。

义乌的一家批发店。视觉中国 资料

如果大家以后有时间去义乌,看看那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几万国际住民,就会了解,那里是另一个世界中心(another world center),一个亚非拉世界。这个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一种低版本的市场,“小商品”的市场,这个市场所包容的,是“生意”,在中文世界的“生意”不完全等于bussiness,更贴近生活、活着的意味。这一点非常重要,关乎查特吉所说的大学系统之外的“社会的知识”,关乎陈光兴展示的那些民众生活的画面,关乎我们做的“人间思想”,我希望也能够关乎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所追问的“人民主权”。

义乌,卡斯特罗的阿迪达斯

这两个月我在党校学习,其中有一门课要求读《资本论》,这门课的教授已经74岁了。在1990年代初,他与吴敬琏先生有场争论,他反对吴先生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为适合中国的现实。我们知道,后来他输了,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国策。同样是1993年,在浙江的一个小城市义乌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国际市场,一个小商品市场。于是,这位教授主动去义乌兼职工作,成为市政府的顾问,一做就是23年。上个月初的一次课堂上,他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当然现在是过期的秘密——在11月9日前,义乌人民都知道特朗普一定会赢,因为义乌市场上接到的支持特朗普的宣传品的订单是希拉里的1.7倍。

义乌市场预测了美国大选,多么奇妙的连接!下面讲另一种连接。

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前的这些年,一直固执地穿着阿迪达斯。他会见教皇、会见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接受各种采访,都穿着阿迪达斯,以至于2010年《时代》周刊将他评为着装最古怪的领导人之一。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阿迪达斯,很可能是离这里一小时车程的嘉兴工厂里的产品。我们可以想象它是通过怎样复杂的全球贸易路径,从嘉兴的工厂,到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或者通过更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阿里巴巴,远渡重洋,几经周转,才穿在了卡斯特罗的身上。

老年的卡斯特罗(右),穿着阿迪达斯。

可是,卡斯特罗为什么要穿阿迪达斯?在我的印象中,他是穿军装最帅的男人之一,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穿着军装。可是,老年的卡斯特罗,穿着阿迪达斯,这美国下层、劳工阶级的品牌,曾经在发展中国家代表着美国的时尚。老卡斯特罗,不可能再穿军装,因为他知道,他如果再穿军装就是在撒谎。然而,他仍然保持了这种古怪、诚实而倔强的姿态。通过阿迪达斯,我亲爱的老卡斯特罗,你与拉美那些踢足球的穷孩子们在一起,与美国的劳工们在一起,也与亚洲、非洲众多国家的众多劳动民众建立了一种象征性的连接——那些默默生活的民众,而不是战斗着的人民。

现实比思想走得更快,理解现实比我们知识分子、艺术家想象的更是远为困难。这两天所讨论的是“万隆/亚非拉/第三世界”,它不但是历史/政治方案,还是历史/社会事实。我们所谈的“万隆”,不是当年那些立国者们的万隆,而是几十亿亚非拉人民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人间世界,对大学动物们来说,是Another world。面对这个世界——它经历了殖民/后殖民、革命/后革命、冷战/后冷战,它直到今天,还在帝国/帝国主义的双重结构的宰制之中——讨论“万隆/亚非拉/第三世界”这个历史方案是成功还是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考它为什么无疾而终,同时,为什么它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社会意识之中。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两天的讨论,我深切感到,我们还需要探寻一种合适的、有意义的感觉、思考和谈论“万隆/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办法。这两天的会议表明,我们还在探寻这种方法的途中。

毕竟,我们已经出发了,上路了。我们出发上路,是因为我们相信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无论多么困惑,无论多么困难,只要我们上路了,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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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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