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论中华文化的复兴坐标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环球视野 时间:201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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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站独家策划了“青年学者策论中华文化的复兴坐标”专题,以纪念这个我们当代中国青年的节日。

96年前,青年学生用青春的力量和进步的行动,有力地在中国的历史中点击出一个划时代的坐标。由此,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梦想的重要动力。

民族复兴,除了政治独立、经济崛起,文化复兴是最重要的内容,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基因,是民族精神的表征,是人心汇聚的源流。因此,探讨文化复兴的可以说是当前中国文化思想界最重要的议题。

对于文化复兴的探讨,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经久不衰甚至是历久弥热,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我们身处其间而无法回避的命题。尽管在对于文化复兴的探讨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严重的分歧,但这也许恰恰是推进文化复兴中必不可少的台阶,而在一代代国人的反复逐思中,中华文化的复兴正在路上!

本专题的策划有四个出发点:

第一,青年的声音。文化的复兴归根结底是要依靠青年的,为此,环球视野近日邀请了一批国内青年学者,就此话题进行交流。

第二,中国的立场。环球视野网(www.globalview.cn)的宗旨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文化的复兴需要有世界眼光,但一定要立足中国。

第三,可行的路径。文化问题不能只是务虚的“口号”,我们更需要基于科学、理性的探讨,以提出可操作的策论,让文化复兴“知行并进”。

第四,开放的讨论。文化复兴是一个大命题,需要心系中国命运的朋友们持久而深入的交流以存异求同。本次策划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欢迎广大朋友参与讨论,并把您的意见和看法发给我们。 

环球视野

2015年5月4日

投稿邮箱:hqshiye2015@163.com,ddyq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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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现场

以下是座谈会精彩观点:

中华文化的崛起在于发掘当代中国改革中的传统文化基因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王生升 

文化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文化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几乎无所不包。我们所有的人类的行为都是文化的一个部分。但这和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的概念可能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一般说的文化似乎是已经被整理,而且概括形成文字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对我们各种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些总结,这些总结以文字的方式流传下来,体现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精髓。

我是搞经济学的。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崛起或者文化的存留总是依托特定的社会道路或叫做社会模式,或叫做制度发展。

现在我们都知道西方文明,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术语。它为什么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这么流行?几十年前中国曾经播出过“河殇”,里边说到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对立,要表明一种以欧美这些国家为主导的文化。它是以什么样来界定,为什么又能够崛起?如果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华文化的复兴就有重大的帮助。

我们能看到很多重要的西方典籍,比如像商务印书馆印的大批政治、经济、哲学的译著。这些译著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成为人们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经典”?而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我们却批判它是是资产阶级的糟粕?

这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文明,或者在欧美所代表的这样一种特定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的合理性判断。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腐朽没落的制度、道路或体制,那么你必然认为与这种体制相联系的文化积累也是一种糟粕,或者代表过去了的东西。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生命力的东西,那你必然认为随之而产生的文化积累就是好的,应该学习。

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出现的追随西方文化的热潮,根本上在于我们认为整个欧美所代表的道路和方式具有重大的生命力,而且需要参考和借鉴。这种判断在普通的知识分子当中更明显,认为我们要向那一种制度那一种道路去学习,必然意味着我们去吸收其文化精粹来改造自身。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基础之上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属于最上层的上层建筑,它反应这个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系列关系模式,也是对这种模式合理性的辩护及分析。

所以在这个基本的背景下,西方文明的崛起是取决于它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关系。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华文化的话,中华文化的复兴不可能纯粹是一个理论探讨的结果。以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为根基的关系体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崛起了,这样一种崛起包含了很多内省的中国文化的基因,这必然使得中华文化有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中华文化的崛起必然要依托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在这个改革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发掘出它具有传统文化的基因,而且这个基因和中国当前的改革能够很好的结合并推进改革的成功,就必然意味着在这个背景下的中华文化一定会得到推广。而且这种推广还会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在国际舞台上也有说服力。否则单纯从理论、学术或从思潮的角度去分析中华文化,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把握到中华文化的重点。当我们去杂留精的时候,你筛选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

我们同样说的是孝,对于孝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可以是完全不一样。当代社会对孝道的解释,显然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把肉割了给父亲熬汤喝,我们现在认为那是不对的。这也就意味着当你对一系列中华传统文化观念进行解读时,你一定要去考量当代中国道路发展的特色,然后根据这样一种特色来决定如何解读传统文化,这种解读才会焕发生命力。

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恐怕也要结合当代中国改革的实践。

这些年的企业实践改革,强调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我们更多看到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模式。比如美国模式强调经理人要为股东价值服务,但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企业治理结构有很多种,是不是一定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标尺实际上是有争议的。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认识到,美式公司从长期的行为模式转向了短期投机,因为它完全以股东的短期利益、股票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经理人的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和谐,我们怎么去阐述这个和的观念?怎么和企业中不同利益相关者构成一个利益关系体共同发展?这可能是一个重新解读中华传统文化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个把握点。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做一些重点的突破。这些重点就是以担待中国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一些重大的热点问题,在这些重点中抽取到一些传统文化的基因,为我们的改革提供理论的支撑,这可能就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任务。可能这个任务也是我们党中央和领导高层希望看到的发展方向。


文化中兴要现代化 

《环球财经》编辑部副总编辑 林鹰

王生升老师更多的从理论的角度来阐述中华文化复兴。我从一些自己生活的角度去进一步解释一下,当下的实践中如何去传播中华文化、或是发扬中华文化的东西。我本来考虑的题目是文化复兴还是文化中兴,复兴会给人一种复古的感觉,这是望文生义的。文化中兴似乎更准确。

我想从上周我自己经历的一个事情说起。上周我去拜了一个做脉调理的国医大师,今年97岁了。他的弟子一直给我看病,效果很好。这位弟子说他师父有个拜师会,我当时心一起说我也拜个师吧。会场里面拜师的人不少,大部分人都比我年轻。这个仪式要你按照拜师的仪式叩头。仪式本身设计的流程是庄重的。但是等会完了之后,在电梯上我就听到一个小伙子说:“五十多个人那样一跪,感觉就像是左冷禅。”这句话给我的冲击还是蛮大的。

仪式中的这些老中医各个大概都五六十岁,他们其实很认真的,他们表情都是有点紧张。一个很庄重的行为,但在观众看来会给人很荒谬的感觉。这就让我去思考。我们去复述传统的一些礼仪、尊师这么一个东西,你有没有考虑到现代的、尤其是年轻一辈人的接受程度?文化复兴也好、文化中兴也好,面对的肯定是更年轻的一代人,我们怎样在他们身上把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以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

在这个拜师会上,他们也请了一些中医药大学的各门类比如针灸博士生导师来讲课。我当时听完之后其实挺沮丧的。如果说中医还依然拿着一个我看不到有任何新意的方式去传承和传播,不试图去拿一些更加现代、一些年轻人能够去接受的体系去传授其原理,其传承就的确会出现很多问题。像这些传承人、而且还是很知名的传承人,他们拿不出一个行之有效的传播体系,那怎么能够去说服大家?

我现在做《环球财经》这个杂志,就会从传播的角度去反思问题。在中医的传播方面,现在一个重要挑战者就是方舟子。我一直认为,科学并不是一个刻舟求剑的东西,不能说到目前为止它就能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如果拿西方科学作一个衡量万物的标尺,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医自己又固步自封,不去锐意进取,不试图用一些新的话语来对自己加以阐释的话,大家也会感觉到你同样是刻舟求剑: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你没有新的理论出来?你拿的还是几千年前的这个论那个论,大家会认为你不对。你不能说几千年前我们就把现在的这些疾病都包括进来了——虽然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它的确行之有效——因为哲学有时候是指导的基础,而中国哲学已经比较成熟也比较完整了。但你对普通年轻人,或者更多的接受现代化的这一代,尤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零零年代这一代人来讲,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去年发生了一件事:上海要把古诗从小学课本里彻底地赶出去,然后习总书记在北师大参观的时候说了中国古诗文非常好,接着北京这边就宣布小学课本里边还要增加多少古诗。这两件事前后相隔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里面已经有非常强烈的对立。刚才王老师也谈到了,那个对立从八十年代的《河殇》开始。我还记得我在看《河殇》时是一个高中跨大学的阶段,当时真的是热血沸腾。到今天我这个岁数了我再回头看时会发现它谬误百出,但那个时候对那个时代的我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这就非常糟糕。说明我在一个接受知识、非常年轻、求知若渴的一个阶段时,受到了一个非常多谬误的东西的影响。

现在年轻的这一辈人也正处在求知的过程中,怎么能够尽量少地让他们受到谬误的影响?我自己孩子马上要上高中了,正好处于这么一个阶段,怎么样用一套正确的话语去诠释我们的东西,这真是一个当务之急的事情。

回头来想,上海把古诗赶出课本,可能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有点崇洋,但如果对应方案仅仅是在北京的这个区域增加几首小诗,这显然是非常弱的一个应对。

在新时期我们去复兴中国文化,不能够一味的从老祖宗那照搬,而是要想办法也得有一些洋气,怎么能有一些精华的东西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构建现在的体系。不管你认不认同,世界上还是有普世的某些东西存在的,仁义礼智信也好,真善美也好。虽然我个人是反对西方话语界定的普世概念,但是我认为世界上是有一些普世价值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如何把它拿到文化中兴中加以发挥?从非常软弱的仅仅增加诗歌来看的话,我会觉得中华文化经过五四、接着经历文革之后,的确有些脊梁被打掉了。我们现在要恢复这些脊梁,不是把它放到新的神位上,而是为了延续我们这个新时代,把原来一些优秀的东西接续上来,以至于长出我们新时代筋骨,我觉得这个更加重要。

这段时间看动画片比较多。看《功夫熊猫》,我会觉得好莱坞的文化传播手段的确领先。你说它入侵也好,人家的确是有入侵的意识和资本,并且有有效的手段去进行传播。他拿着一个中国传统的形象,但是反映的全部是它的那些价值观和概念,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让你连你自己非常传统一些东西都被歪曲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不是啊,你会看到很多微信公众号上去谈八十年代我们做得非常优秀的一些动画片,甚至包括小时候我们看的《大闹天宫》,无论从美工、表达、还是故事都是非常有意义。但好像到了八十年代末就戛然而止了,后面就可以说是崇洋媚外,以钱为本这么一个过程。而人家好莱坞用了我们一些形象,把它发扬光大了。

与此同时,你看《帕丁顿熊》这部片子反映出来是什么?我觉得英国在特别有意识的去打造它本国的软实力,去塑造它的一个形象。它完全通过一个动画片去虚构,描述出一个冰冷的下雨的但却有人情味的伦敦。这个片子不能算很出色,故事也很老套,但是我能在这里面看到国家的决心。从这点来说,中国没有。中国一说到国家决心的时,它立马被商业量化了。地方政府立马会上各种各样的项目,想的就是我怎么去中央政府要钱,怎么去雁过拔毛。中国前一段时间上很多动漫基地,出的结果呢?不太好,可能在外界的传说中还不如朝鲜漫画的软实力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非常急迫、需要我们现在来做的事情。 


智库发展要注重独立性和非盈利性的制度建设

《环球财经》编辑部副主任 刘美

文化有一个维度,就是它的可操作性。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西方文化的可操作性比较强,而中华文化缺乏一种可操作性。我想在可操作性里面谈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关于智库的建设。

最近我特别有感触。中央近来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而在之前,智库大跃进已经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我们《环球视野》办这样一个研讨会,其实也是《环球视野》履行智库职能的一个活动。

最近我不断地和一些智库有接触,我们开研讨会算是比较正常的活动,除此之外有三种我觉得不是很正常的活动。

一种就是空壳智库到处挖人。“我们一个人都没有,你要不要过来?”找了很多实习生,基本上没有研究员,只有一个老大是有点水平的,剩下的全是一群学生,大家都当搬运工,然后左抄一点右抄一点,就形成研究报告了。

第二种是招募枪手。我们这边要做一个课题,你给我写一个东西,署我的名字,我给你钱。

第三种是挂名头。某个机构有渠道通天,你就挂着这个机构的名义写东西,然后通过这个渠道上送资料。

我平时对国外智库了解得比较多,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也翻译过他们的一些东西。中国的智库从数量上来说,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少。每个高校都有各种研究所,现在包括像媒体,不仅是官方的也好,市场化媒体也好,都在建立自己的研究院,官方媒体还可能有自己的内参。第二我们实力也不能说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搞一个智库排名,中国社科院等机构每次都名列前茅,都排进前三前五这种。但中央可能还是不满意,所以才发这个文书。到底怎么不满意?为什么会不满意?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做一个智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中央发文也说了,一是可以结合专家的力量为决策层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二是促进国家软实力建设。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从国外的智库标准来看,一是要独立的,二是要非盈利性,只有这样的组织才是智库。如果它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那它可能是个咨询公司,但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智库。

我感觉中国的智库在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是从独立上来讲,它对于决策层来说是不独立的。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形是,领导说了一些什么话,大家就开始研究,事先有了一个预设的观点,然后我要证明领导是对的,为证明领导是对的来找资料、做分析、得结论。当然,也存在一些专门“唱反调”的民间智库,致力于在这些话中挑错。无论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类,都不是独立性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的智库始终不独立这个事情,我原来也经常跟人探讨。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思想圈、学术圈里边的“折子文化”。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不是说去找相应的机构解决问题,或者探讨建立什么机制解决问题,而是每人写个“折子”,写个报告,往上一递。这就导致你往上递的渠道比上递的内容要重要得多,谁能放到领导办公桌上谁就厉害。

我们去年的时候去采访一个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也可以说是智库的一种类型,因为它其实也是非盈利性的,各家公司、各位会员出一点钱,成立这么一个组织,做一些行业市场调研研究,出一些报告,探讨一下当年的库存和市场销售情况,指导大家去生产。但这协会主要是干嘛的呢?研究做得不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着这些企业在中央各部跑关系,专门负责往上递折子。有人说在中国做事情得有两套,一个是正经做事的,另外一个是专门负责“递折子”的,这真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体制问题。可能在封建社会给皇上谏言能起到一些积极的效果,在我们现代社会,就未必符合现在国家治理的要求。

在非盈利性这方面,不少智库因为自己是非盈利的,所以需要政府或国企给予财政支持,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某些打着“智库”旗号的组织和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有时还挺强的。有报道说某些骗子冒充自己是某中央智库的研究员,然后到下面去调研“捞好处”,当然这只是一种行骗伎俩。

国家每年对智库拨款也挺多,但是到最后一做正经事都很缺钱。从外国智库的经验来看,他们也不是很有钱的机构,但他们的运作比较游刃有余。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我觉得运作得非常好,他们要做一个项目研究,不是先把办公室装修一下,钱就花得差不多了,而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专款专用。如果经费很少的话,就会借助很多高校里面的学者、国外的访问学者,而不是完全求助于专业雇员。他们承担召集人的角色,用低成本召集高学术水平的人来做事。感觉中国智库这方面还有欠缺,找不到这么一个有权威的召集人做这件事情。

我这是从文化软实力的操作层面去讲一些自己的思考。 


治国之道是系统发展之道 

彭蠡 

我特别喜欢道路这个词,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模式这个词是个死东西,因为事物永远在变化。

很多人在谈中华文化时,首先关心中华文化是什么。但一说“是什么”,就把文化的内涵锁定了。而中华文化它本身是生生不息的。我们只能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

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恨不得把中华文化踩在脚底下,为什么现在很多老师站在中华传统文化立场来批评现在呢?站在一种多元批判的态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必须的,但如果站在总体上来看,这个态度并不好。因为我觉得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只不过是天下大道此消彼涨,此起彼伏。西方文化发展这么多年,它有历史的合理性,只不过此阶段跟彼阶段不一样而已。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就不是它的文化唱主角的阶段了。我就是用这种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化的复兴。我更喜欢刚才林老师说的文化中兴,不一定要全面重来。

我自己比较喜欢研究中国的,我是学政治经济出身的,我也喜欢把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是方式里边包括态度,包括你的行为习惯,包括整个的政治经济制度都在里边,包括社会、社会关系。

有时候我不好表达.因为很多术语都是西方来的术语,你一表达就到它的理论体系里去了。我用我们自己传统文化观点来看,我比较喜欢研究治国之道,因为我们现在是谈国家,国家是这个世界最主要的基本组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代都有治国之道。比方我们说,德治、礼治、法治。

很多人把德治等同于单纯的一种道德治理,其实德治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你要当一个酋长,你要当部落的首领,你要把自己的东西奉献出来,你奉献出来是什么?通过你这种行为大家信赖你,其实这行为是吻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礼治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礼治得益形成,得益于稳定推行开来。周朝无法建立大一统治政权,它只能采取封建的形式,为了约束各个诸侯,把大家的财富、生活方式和观念约束到礼仪规范里面去。秦一统以后,培养一个贵族成本特别高,因为你要给贵族它大量的权利的领土,这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很难操作。所以在大一统的情况下,我不去管你个人的道德修养,我只设定一个规范,你们违反我就惩罚你。所以我们仔细去梳理的话,它有一个衍变的轨迹。这符合我们人类社会早期从松散的部落,走向相对集中的封建,再走向高度集中的帝国。

谈到中国体制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构想我要搞一个完美的体制出来,情不自禁就进入到完美的设想阶段去。我觉得这种思路可能永远搞不出来。因为你要对当代形势、中国所处阶段、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等问题搞清楚,你去谈制度的改革才有意义。

例如刚才刘老师谈到智库建设的问题。我们经常说,体制内的人谈问题,最后都发现是体制有问题;而体制外的人谈问题,都说是中央政府的决心不大、认识不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体制内的人员只看到体制的束缚,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东西,所以都是体制内的问题。体制外的人把整个体制看成一个整体,他觉得你就是认识问题不够,决心下得不够大,不能够解决。

假设你现在放开中国的智库建设,那就会造成什么?大的私人企业,他们已经联合起来的话,他们去操控智库,给智库钱。智库不要企业的钱就没办法生活,要钱的话就吃人家嘴短。无论放开还是不放开都一大堆问题。

很多人谈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范围、层面、市场跟政府的边界上讨论。中国左右两方面的观点通常是两个极端。但都在边界上谈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重点不在边界上,重点是结构问题。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区域性行政体制。省市县三级是一个区域性的行政体制,区域性的行政体制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农耕文明的管理方式。那时候最主要的组织单位是家庭,是农民的家庭,区域性的生产性组织,并且是生产性和消费性统一的组织。进入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一分为二成企业和家庭。实际上现在家庭只保留了一项消费职能,共同财产、共同消费而已,甚至这一点很多人都有点守不住了。那么说你现在的经济主要单位就是企业,那你调控经济的对象是企业。家庭是定期性的,它有区域性的特点,企业可不是区域性的,它是行业性的特点。企业的扩张和收缩都可以很快,都是沿着行业的维度来扩张收缩,你所处的环境最紧密相关是行业而不是区域。所以一个区域性的行政体制对于一个行业性的市场怎么都管不来。例如食品药品的问题,这个省管严了,就跑到别的省去了,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行业性的问题不能用区域性的思路来解决。中国已经处在这种时代了,那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不应该锁钉在政府和企业的边界上,而是什么样的政府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市场结构。

大部制改革本来追求两个目标:一是合并同类项,不要搞得叠层架屋似的;二是提高效率,集中权利。现在发现怎么改,下面问题照样很难解决。因为下面的行政体制架构都是区域性的,没法处理行业性的问题。所以我就提了一点,如果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往行业方向改的话,就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了,而是中国数千年来形成体制未有之变局了。

因此,区域性的问题改区域性的组织,行业性的问题改行业性的组织。老百姓定居在小区,小区很多问题,因为它公共物品是区域性的,那你在适当情况下把这种公共物品交给地方。

为什么过去经济学界都把重点放在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我认为这个问题存在很大的误导。实际上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在最近这二十年当中,喜欢把经济学的一些臭观念盲目扩大。总是把政府和市场看成二元对立的关系。然后他们试图在市场和政府当中去寻找重点。我强调市场,那么就把政府那个层次压住;你认为市场有问题,就反过来就把政府扩大。大家总是在二元对立当中去寻找一种解决的方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后西方的观念,这个后观念在很多西方经济学的学者研究过程当中并没有去灌输,但恰恰是在经济学教学当中往往被不断强调。这个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特别巨大。

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错误观念。

首先我们看这个观念产生的背景。在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时候,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所以人们用了两个术语,一个叫市场,一个叫政府。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一种考虑。而一旦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主导,这个理论完全不存在了。资产阶级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者,一旦当它受到损失,比如说受到未来的其他国家威胁的损失时,它会变成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会要求国家对他进行保护。所以你看这一次金融危机就非常明显,在大危机爆发之后,最大的财团一直都很推进这块。

1999年的时候,所有的金融集团都要求实行彻底金融私有化。那就要问问,当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你的企业要破产了,难道政府应该资助吗?显然不应该资助。但是恰恰是这些人坚定的要求政府急救。通过这些事情就可以看到,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从来没有所谓的政府和市场一分为二。恰恰相反,背后只有一个逻辑:当政府引入某些公众的要求去约束他的时候,他就说你越界了,我要把你打掉;而一旦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就力推政府,把政府拿来做工具。下一个时期政府约束他了,他就又要打掉。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永远都和市场经济是融合为一体,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代要求的职能不一样。例如战后的政府涉及到了太多的民主力量,选民或者说劳工阶层的力量就到政府的行动当中,资本集团就会认为受到了威胁,它就会借助各种智库的手段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理论文章、政府工作报告的评议。刚才刘老师说的布鲁金斯协会等都是这样。如果你要看它背后到底哪一个集团去支持,你很难看到一个固定的集团一直给它大规模支持,但是你看它的资金来源总是在一个大的阵营当中,所以他们的总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 


中华文化是天下观文化,文化传播要与企业结合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储殷 

当前一讲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心灵鸡汤,梳辫子,清宫戏,中国人什么时候喊人叫奴才?现在电视屏幕都是这个。汉朝宰相见了皇帝都不跪,为什么不拍这个呢?

中华文化目前存在四重因素,科学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

首先,科学主义在中国是个霸权话语。中国讲科学,其实一点都不中立。今天说你这个观点很科学,是说你这个观点很牛,你这个观点对,而说你这个观点不科学,意思就是没价值。人文学科经常遭到这种歧视,“科学性不强”,所以人文学科经常管自己叫人文社会科学,往科学上凑,显得有存在的价值。中华文化构建过程中,总是追求文化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很成问题。今天中国科学的实质,其实是话语权力问题。

其次,民族主义问题,有些人在中华文化中主打民族主义牌,这是很危险的。你讲民族主义,是谁的民族主义?在网络时代这容易面临民族主义分裂风险。我有一个少数民族朋友,本来在国内很平和,在国外受到一些民族观念灌输后,突然就思想发生了大转折,俨然是顿悟,强调自己的民族性了。

再次,民粹主义很危险。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也有很多恶劣的东西,这些恶劣的东西很容易被民族大义所胁迫。中华文化的天下观是什么?天下观是普世价值,中国是有普世价值的,我们的文化本来就有普世概念。

最后就是消费主义。最近一段时间打的就是消费主义,反低俗、反媚俗。消费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同质性,文化的特质被一种最肤浅的方式解构。似乎是在讲中华文化的东西,其实同中华文化没太大关系。我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发现越是没文化的人出去讲文化,这是很可怕的事。越是高手越没文化,基本思维是我有钱,是暴发户文化。

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是文化生产机制,是文化生产、组织的现代化。文化和市场的搭配对中华文化崛起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生产出来的是抗日神剧。我们现在没有文化生产,大多是文化神秘主义,我们还很乐意看,为什么?好玩啊。

在文化生产和传播中,智库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缺乏经济来源的智库,其生存完全取决于领导偏好。什么时候领导不喜欢了,或者领导调人了,这个智库就完了。智库要靠关系才能生存。没有持续盈利能力,生存下去很难。文化类智库必须跟企业结合,不然就做不大。智库的官方背景很重要,但目前官方牵头搞文化输出缺乏灵活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需要调整。

中国的文化输出事倍功半,这是我的判断。这导致了我们大量对外经济建设投入没有朋友、没有文化认同。我们的一带一路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想挣你钱,但又都防着你,不把你当朋友。民间缺乏对话平台,我们出去教别人什么?汉服、茶道?这样也没问题,但就文化意义上说,low得不得了,low得不行。最好的方式是以企业外交的方式做文化输出,这方面我们可以学日本。

一个网站,点击率是王道,商业合作是王道,用户是王道,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现在最好的方式,是有官方背景的智库与企业结合,以企业外交形式输出文化。在企业投资欲望的驱动下,low的东西可以优化。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大都是先挖墙、囤方便面、几千人挤在一块。在国外呆半年,一步也不外出。如果文化输出和企业的公关活动结合,就既有利于文化智库的发展,也有利于企业海外发展,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要用动态和战略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赵波

环球视野给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关于中华文化。这里边侧重一个关键词,就是文化安全。在几位老师的谈话中,我看到了或者说听到了一个忧虑,一个核心的问题: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也好、发展也好、解决之道也好,能否回答一个问题:现在什么东西还支撑着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因为我在传媒大学任教,我在课堂上给研究生上文化专题课程时问了这个问题。有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就不要谈这个问题了。中国人,是渗透到我血液里面的东西,就不用谈了。我们就谈怎么生活、怎么过日子、怎么生存、怎么把这个学分给拿到。

我们谈文化的时候,更多地谈的是交流、融合、碰撞。中华文化有丰富的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特别津津乐道地说是五千年的灿烂文化,那么怎么去挖掘它、发挥它的这样一种作用?我们做了一些智库,搞了一些动漫的产业,但是它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

我觉得应该从一个动态和战略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传播问题。

现在的发展变化是全球化的,新媒体等发展都让我们以往的文化传播方式要有一个改变。现在我们这个时间正在总理答记者问,以往我们从官媒这个角度来说,主要是通过开记者招待会,或者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报告、利用几家媒体来进行,现在你看好多的台,包括国外电视台也能看到。多媒体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方式到一个虚拟的网络发展,使得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改变。

还是以高校为例,要怎么动态的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往小学的时候我们要上思想品德课,告诉学生怎么爱国,到大学里还这么讲,效果好吗?我们请了不同学科的专家,碰撞之后会知道各个学科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这对于我们把问题说清楚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总是会受我们学科的局限性来思想问题。这就是动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同时也要有战略眼光。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宣传传播特点。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宣传传播和意识形态化没有得到重视,另外一种是过于意识形态化。比如说什么会开了、什么报告出来了,全国从上到下的宣传体系要去开会、学习,我们要写报告、写心得体会,就像入党,我们要写思想汇报等,这是传统的单一的宣传方式。

以最经常比较的美国为例。美国每年向亚洲国家输出多少的影视作品,它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进行的,它在国家安全报告中专门会谈这件事。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会专门给学生读这个国家安全报告。在报告中美国政府会详细地说明要多少部、有什么要求、哪一部要严格的审查。所以说他们进来的这些片子会有严格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随便就可以进的。

从影视剧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走出国门之后也开始注重对外宣传了。总书记出去的时候带了一些影片,类似《失恋33天》、《媳妇的美好时代》等片子。《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我们特高兴,觉得中国文化走出去了,让别人了解中国了。并不是说谈意识形态宣传不好、不合适,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些东西,官方的宣传应从战略上重视这个问题。

刚才从几位老师的谈话我注意到一些关健词,比如说中医、动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孔子学院等,这些在传播过程中都可以称之为传播载体。我要谈的是要谨慎使用或者是加大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力度。现在每周一小孩子还要升国旗,很多正式场合我们要唱一些国歌,类似这种会起到一个凝聚力的作用。

如果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话,除了交流之外,还要警惕。可能用“警惕”这个字不合适,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西方对我们一些渗透,主要还是一些有意识的渗透,最简练的就是信息网络这一块,网络的根服务器不在我们这儿,是美国主导下的。

我所在的传媒大学是以媒体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媒体人经常打出来“为了真实、为了客观”的口号,但怎么在客观、真实的情况下又表达好自己的观点?我们别说你有什么倾向、有什么意识形态倾向,就是表达好自己的观点,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华文化需要与时俱进的表述方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贾涛

我觉得文化在全球的影响还是跟你的实力、跟你的国力相关的。为什么现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是说英语?因为英国、美国强大。为什么后来日本退亚入欧?因为“黑船”事件让日本觉得我不行了,我必须向西方学。为什么后来咱们又向日本学呢?因为甲午战败,大清国不行了,我们也要向西方学。

你的国家地位不同,造成了你对某种文化更加认同。同样,现在中国国力强盛了,GDP总量按照购买力评价可能是世界第一,按汇率计算我们是世界第二,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学中文,中国企业也有实力走出去,把文化输出去,CCTV在海外开分台,孔子学院到全球去做。你的文化地位跟你的实力是相关的、匹配的。所以到这个阶段,我们才能谈这个文化走出去,要不其他的都是白扯。所以还是得说“发展是硬道理”。《环球视野》在这个时间来关注中国文化怎么弄,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刚才大家谈到宣传手段跟理念的问题,我个人也觉得我们目前很多宣传的地方尚待改进。一些外国人拍的片子,比较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拍的还是比较客观的,对中国主要是正面的评价,但某些地方可能比较敏感,我们还是可以灵活一些处理这些问题。

前两天我们看了电影《灰姑娘》,我爱人跟我说,为什么这个“灰姑娘”的童话故事风靡全球了这么多年,这个影片也拍得挺好,中国也有好多好的神话、童话却没有走出去?我觉得还是一个宣传理念跟手段的问题,这个确实需要检讨。

在文化特色方面,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在科学这一块确实是两个话语体系。西方文化是属于实证的,而中医真的是艺术。中国这个系统观,例如从道家发展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你说它有道理没?它确实是实践有效果,你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是你说按照科学去说它的话吧,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月圆之夜的植物药性就比其他时间好?

所以中华文化就面临怎么样与时俱进的问题,如何用更好的方式去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接受,不能还老是使用那一套。

其实我们有一些科学依据能够去改造,但有些解释不了,可能真的是现在科学还没发展到那一步。比如说治失眠这个事儿,我看了中医杂志说花生这个植物很奇特,它是昼开夜合,晚上它的叶子是会合起来的,与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类似,然后中医就说这个是不是也有治失眠的效果,后来把那花生叶子带水煎服,真能治失眠,而且查古方也居然能查到。这说明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系统思维在里面,只是目前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话语体系还很难理解这一套,于是乎就说它不好。我觉得这个系统观是有道理的,只是需要我们将中华文化去发掘、去更加地与时俱进、去解读的问题。你看中药在韩国、在日本都卖得很好,因为能够找到有效的成分,只是说我们还有些东西没理解到。

类似地,公共管理有一些政治文化的东西。中国一直有士大夫家国情怀,不管是儒家强调的德政还是法家强调的富国强兵、厉行法治,都适合我们这个社会。换句话说,什么叫做文化?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包括整个社会运行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士大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这种文官体制、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有这样的情怀的,是能够做出一些东西的。而且我也在想,共产党的合法性是用经济上的成绩来说明其合法性。假如说我们的执政党就是像毛主席说的宗旨那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我们为什么非要去换它,非要说这样不好呢?大家看非洲,它是独立了,它是民主了,但今天打来明天闹去的,那你国家能有个好吗?特别是前两天看日本NHK的纪录片《能源的湍流》,里面讲印度发展到今天仍然很缺电,经常停电,而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执政的时候大力发展电力,使得该邦连续五年都没有停过电。所以莫迪在竞选时说,“大家是不是很需要电?我能够让大家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能用上电!”评论认为这是莫迪胜选的一个很大的理由,因为大家认为他能够做事情。

所以亚非拉他们现在被西方搞了西式民主,但实际上很羡慕中国的成就,也很羡慕中国这套模式。我就自己判断:亚非拉的西式民主,其实就像英国撤出香港一样,它是让你回归中国了,但是我给你埋下祸根,让你自己去闹呗。 


中华文化应解决改革实践中的时代挑战 

百一咨询合伙人 简练

我看到这个话题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讨论内容与中华文化真正的精神、当代的实践环境结合相关。

刚才有位老师提到,现在一谈中华文化就说到国学,其实我对“国学”这两个字是有点反感的,觉得有点被滥用了。因为你看现在社会上谈国学的是什么人?往往是过去十几年黄金经济中挣到钱的,而且他这个钱来得比较容易,比如说钻了制度的空子,或者说通过房地产发家,然后他生活好了开始漫谈国学,然后煲出贯以中华文化名义的一些心灵鸡汤,带有一种很奢靡的味道,包括前几年兴起的香串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些是历史文化中不太积极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中华文化应提振我们的国民精神、解决我们时代性的新挑战、新问题。中华文化可能来自于中华,但我不认为它的内容是中国独有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持有狭窄的民族主义,它应该是中西相通的。

最近我看了一个系列的册子,也是公知界比较流行的一本书,叫《罗马人的故事》,王石还给他们题词了。当然,他们题词的时候是站在一个仰视的角度去看这本书的,书的封面上说罗马人体现了朴实的价值。我看下来之后,觉得书写得很好,但我从来没有看出里面有什么公知意义上的罗马人的价值。这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我看下来之后呢,首先,我觉得这个作者写得很好,这个作者是个偏右的日本人,但是他传递的信息是要讴歌人类历史上的男子汉精神。

罗马文化相比现在公知界天天讲的西方文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倒认为罗马人的很多思想,包括它管理国家的思想,和我们中华文明中的一些东西有类似的地方,但没有中国的精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西之间是相通的,积极的东西才是我们应该当做骨髓的东西。

中国有丝绸之路,秦始皇也修了全国四通八达的标准化道路。罗马人也特别喜欢修路,修了很多基础设施,今天的欧洲人都在用。今天已经退化了的意大利人是修不出这些东西的,而两千年前罗马人就修出来了。最近我们国家领导人要提倡中华文化,他其实是想往这个方向引的。比如说习近平说的“一带一路”,它的前提是叫互联互通,2013年9月印尼在APEC会议上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首先谈的是互联互通。这种精神是打通精神,但是主导者、引领者是中国,因为其他中小国家没这个能力。中国比较强大,然后中国用一种互通但又共同获利、共同发展的精神把你们带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既反映了当代信息,同时也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能够经常体现到的内容。

不过现在一谈到中国文化,某几个特定的形象就开始出来了,它对于思想层面的、国家治理层面的这些对象是没有有机结合起来。如果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把这个国家形象传递出去的话,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

我本人是研究经济、金融领域,尤其是货币和宏观经济相结合的领域的。在这个方面,中华文化有非常优秀的思想,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主持人也搞这方面的研究。西方国家基本是贵金属本位,它看不到货币去适应现代经济需求的制造;而古代中国因为历史文化原因,认为货币不是自然决定的,而是带有国家管理意义的。所以我们国家古代继承下来的经济理念遥遥领先于西方。其实西方现在货币体系的一些优点是从中国借鉴过去的。美国中央银行的思想,最早提出来的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哈密尔顿,他关于中央银行的运营机制可以说跟古代中国的宏观货币机制是息息相通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其实也有机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货币管理思想,现在很少人去提这个。过去三十年我们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在知识分子内部的思潮影响下,实际上我们丢掉了对过去的认识。而恰恰是在最近三十年历史发生了重大演化。十几年前也就是1999年-200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经历了银行的改革,这是大家心理上拒绝,但却是经济最重要的话题。这四年的改革如果放在全世界金融演变史上来看,应该是非常精采的一次大战役,具有正面价值。但是我们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总是站在比较低的位置去仰视对方的思想,造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从所谓的银行系统技术性破产变成一个现在全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极大金融机构,这个事情做得很漂亮,但它的一些操作者、操盘者认为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好说的,而且还要否定自己。即使大家都看到西方的金融体系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但常常是这样的人否认说对方有问题,而且坚持我们的进一步改革应该往西方那个方向走。

前面有老师谈到中国几千年的区域行政体制,最近十几年来中国也有个县域经济作为区域行政体制的典型。中国的县域竞争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县域竞争有一定的时代性,我们国家过去十几年经济高度发展中正是处在这个时代上。一个产业在一个县或一个省整合之后,它发展的很好,客观上它不需要去超越一个区域去进行统筹。现在我们国家很多产业逐渐已经开始扩展出去了,你一个产业搞好,不是说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的事情。

我们国家去年有一个大事情,就是半导体。过去我们时代里搞不好半导体,为什么?那个产业天生就是要高投入,也是一个多地统筹的产业链非常多的行业,你不可能靠一个省,比如说安徽搞一个,江苏又搞一个,不能这么搞。现在我们在探索新机制。新机制要解决两个事情,一个是各地都要融资,各地都要县公司、市公司、省公司来运作。最近几年有些钱投的方向有问题,比如说我修一个人工湖,景色很美但不产生收入,那怎么办?滚动,继续滚动,在滚动过程中利息越来越高,所以现在我们国家要伴随着财政大改革。然而改革就意味着风险,官员们是否愿意承受这种风险,是积极进取,还是懒政的“居庸关”?你可以判断别人贪不贪,但你怎么判断别人懒不懒?这都是课题。

总的来说,中国的改革实践,我们的宣传上、自己总结上的力度很不够。

中华文化不能空着讲,实际上是落到很多点上的。现在可以结合我们的“一带一路”,和输出中国经验有机结合起来。

我再提一下孔子学院。我本人正机缘巧合地在一个国家非常具体的接触到了。孔子学院体制上确实有较麻烦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它是靠财政投入的,不具有自身造血能力。但从它的技术角度讲比较高明。中文的语言教学很重要,只不过它没有有机地和商业形态相结合。孔子学院在有些国家教的水平不错,在非洲我见过不只一个人,一上来用非常流利的汉语跟我交流,因为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最高级水平是第六级,大概是能读得懂《读者》这种心灵鸡汤的文章,因为他考试也是考这个。所以我很惊讶,我说你学了几年,他说学了两年,我觉得两年太长了,其实可以再压缩一点。西方国家学汉语很多是出于兴趣,亚洲国家最直接的是找工作。实际上最大的市场应该是在亚非拉。但是现在像泰国这种国家,据说投入是比较大的,孔子学院一年的预算是7亿,光泰国就投了1亿。所以像文化传播领域应该有机结合商业和财政积淀下来的资源。

我个人以前在外资企业做投资的时候,接触了一个世达时代的公司,原来是搞附加在机顶盒上的一个回传技术,现在它是全非洲最大的运营商,员工快四千个人了,80%是非洲员工。它怎么切进去的我就不具体说了,反正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它准确地抓住了当地最稳定的一个国家切进去。习近平说的《媳妇的美好时代》,就是他们播的,只不过因为他们都是技术出身,内容上没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只能采购一些版权过期的东西。如果说能够有一个很有机的结合,比如什么大国重器拉几个去播一下,那就有轰动效应。

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很多人是这种企业强人,一是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很多精神,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有机部分;第二又结合了现在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要真正把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与国家智库、对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目前的情况我概括为官民对立。民间觉得你官方的支出跟我没什么关系,太高大上了;官方觉得你这帮素质太差的人,我不想扶持你。这是一种崩离的局面。有机结合起来之后,第一它效果好,第二它的商业价值很大。例如孔子学院是国家汉办两块牌子一个实体,它主持的汉语考试有能力变成像托福考试这样的集聚自身造血能力的这么一个事业,只不过看汉办有没有这个商办眼光了,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不妨你养出一帮商业机构搞考试产业去。


中华文化需要专业化、学科化和系统化 

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程碧波

听了大家的话,很受启发,我觉得大家的几个点,可以反映到智库这个问题上。智库像一滴水,反映了我们各方面的问题。

智库这件事,我和一些朋友参与的比较早。那时方方面面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要仿照西方的样子建智库。后来中国的智库是雨后春笋般起来了。起来的过程中,就感到不少智库就如大家所说存在短视的毛病,要求在当前的宣传上把智库或智库的职能一炮打响。

但是智库是要生产产品的。中国互联网以前是眼球经济,你的点击率上去了,一切就都有了。但是现在互联网经济已经进入产品经济时代,你的产品好了,在互联网上就很容易传开;你的产品不好,眼球越多越麻烦。

那作为中国文化,它的产品从什么地方来?刚才有的老师谈到中华文化的特点是艺术性,西方文化是科学性。虽然我们现在总说科学不能主导一切,但是你艺术性和科学性放在一起,科学性恐怕还是要站主导地位——即使不是全部地位。艺术性今天不能被科学的部分,明天也许就可以科学化了。中华文化并不是没有科学。格物致知,这就是科学。所谓的中华文化现代化,我认为就是它能够科学化的尽量科学化,科学化不了的艺术化,艺术化还不了的,我认为神秘化这种东西也没有问题嘛,基督教等教派可以在中国传播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中国的周易有些神秘化也无所谓,这也恰好可用来对抗其它宗教的神秘主义。而且中国的神秘主义通常都是指符合社会规范的个人修身养性,不推崇个人崇拜主义和迷信,与哲学观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远比其它宗教积极的地方。这是我对中华文化中科学性、艺术性和神秘性的看法。

作为研究者,中华文化中可以科学化的地方相当不少。

以数学为例。大家都说欧式几何是科学化的典范,对不对?但你真正去研究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里面只有整数数学,它是没有实数系的。你想连小数都没有的数学,它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而中国的数学在远早于欧氏几何之前就是十进制。社科院的一些老师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清单,我看连十进制都没有放进去,这很不妥当。十进制在一般人看来仅是一个记数方式,与西方其它记数方式相比没什么特色。但事实上十进制的本质是数学级数,级数就意味着它可以逼近无穷小、逼近任意数,这造就了中国古代数学的级数传统,例如中国古代计算圆周率、计算天文轨道等,都是通过级数来完成。特别地,今天整个高等数学就是建立在数学级数之上。

像这些个点,我认为是我们没有对中国文化理解的足够深而导致。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但是由于自己专业知识不够,看不到它的价值,认为不值得挖掘,但其实它正是现代文明的根。

又比如刚才大家谈到的县域经济,我对县域经济的反对是有重点的。我反对的是哪一点呢?我反对的是把县域经济的经验拿来治理整个国家。《管子》里面有一句话:“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就是说,我们家庭是要有的,我们也要去管家的,但是你把管家的经验用来治理一个乡,那乡就不可治;然后你拿治理乡的经验来治理国家,国家也就不可治;同样拿治理国家的经验来治理天下,天下也不可治。一个官员能做县长,未必能做省长,能做省长未必能做更高的。我们要批评西方经济学,《管子》这句话就指明了要害,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是“生财之学,于国于家皆同”。

中国历史上的管理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就区域管理来说,春秋时是一级制,战国是二级制,中央集权中后期一般为三级制。层级增加的原因,是国家大了,人多了,信息沟通起来麻烦了。但随着现在技术手段的发展,信息、交通更加便捷、数据处理能力迅速增大,我们未来的行政结构可能又会扁平化。这个扁平化又涉及到省一级的区域可能会划得更细,也有利于国家的安全。行业管理方面,例如《管子》等书中也有相关论述。因此在研究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域划分时,我们不要停留在区域划分的表面上,而要去研究其区域划分的原理,才可能对今天有积极借鉴作用。

但无论如何,同样实现改革的目标,但通过以上方式,我们的话语权是来自于中国历史和现代的改革经验,并且与现代文明相融,推进现代化改革。如果我们把这些都丢掉,话语权就被西方掌握,西方说你行,你做的怎么差都行,西方说你不行,你做得怎么好都不行。以曾经吵得很热闹的宪政来说,英国怎么可能是宪政体制呢?英国的三权分立在哪里?根本就不是三权分立嘛。但因为宪政解释权在西方,所以西方可以把英国树立为宪政典范国家。而事实上中国立法、行政和监察的三权划分从春秋战国就开始,到秦朝已经成型。西方的官僚体制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多个角度来看待我们改革的理论渊源和理论解释,非得别人指东就是东,别人指西就是西呢?

对于中华文化,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角度去发掘,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我想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复兴或中兴的重要内容。以孔子学院为例,你的教材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教材只是一个汉语教材,那就是学语言的,那我们其他文化的教材在哪里呢?西方文化并非简单是它的社会生活、语言和风俗,它的文化是承载在整个学科体系上的。我们的数学教材上只知古希腊,我们的法学教材上只知古罗马,物理教材上只知阿基米德,哲学教材上只知柏拉图,经济教材上只知色诺芬。没有专业化、学科化、体系化的形式,那你中华文化就始终只是游离在外围。

我也认可,中华文化的弘扬,是中国发展阶段的要求,与中国的成就和实力不可分割。但是当中国的实力上来了以后,有了中华文化弘扬的需求时,中华文化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弘扬,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否则就是时代在热切呼唤,而中华文化除了教汉语、讲历史故事以外无米下锅。

综合来讲,中华文化的复兴或中兴要分层次。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一个层次,发展对中华文化的需求,导致中华文化必须实践化、产品化,这是又一个层次,而中华文化产品的传播,是再一个层次。

这是我的一点思考。今天就是一个初步的题目,我希望以后大家结合自己的专业在更具体的内容上面思考并推进中华文化。刚才有老师谈到自己的专业不是国学专业因此担心自己发言冒昧,我恰恰不这么看。中华文化只有专业化、学科化、系统化才有出路,这就要求其必须和诸位的专业结合起来。如果诸位的专业中没有中华文化的影子,那至少在诸位的专业里面,中华文化就缺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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