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和平演变与私有化

    美国引领的新自由主义世界思潮，已在我国恣肆泛滥，妄图以此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从而达到和平演变我国的目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坚决的抵制，切勿让其图谋得逞。
                  新自由主义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器
    1959年 1月 12日，毛泽东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针对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用和平的方法”转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是保证我们党不变质，国家不变色的一项战略方针。此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过，斗争的策略也越来越复杂。进入8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全球推进私有化浪潮，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的需要，便搬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武器。
    新自由主义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产权理论（即所谓科斯定理）为核心，发展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为指向，服务西方垄断资本利益为依归的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科斯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他从交易成本入手论证了公有制经济的效益不如私有制经济，从而得出企业产权界定必须明晰，即界定到自然人，也就是私有者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科斯定理”的核心部分。
    苏联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沿着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倒退的过程中，接受和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把国内的改革变为改向，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其轨迹清晰可辨，西方国家政要为苏联改革出谋划策。撒切尔夫人曾亲自向戈尔巴乔夫面授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私有化奥秘。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萨克斯为戈氏炮制了加速私有化的“休克疗法”，并由西方国家培养的新自由主义分子、苏联政府要员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加以积极推进。在这伙人的策划下，苏联政府制定了一套推行和保护私有化的法律和法令。这样，苏联的公有制经济急遽私有化，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90年代爆发了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大量外国资本流入，使民族资本遭到洗劫，经济走上殖民化道路；劳动人民由国家主人翁沦为雇佣奴隶；国家政权分崩离析，苏维埃联盟土崩瓦解。还要看到，近年来从苏联独立出去的一些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发生的“颜色革命”，建立起亲美和更加亲美的资产阶级政权，也是在美国操纵下，通过“街头政治”的和平政变和按照新自由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警惕美国利用新自由主义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
    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东顺利得逞以后，便把矛头直接指向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这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我国国内的因素。
    从国际方面来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取得了“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明显加快了它谋取全球霸权和建立单极世界的步伐。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利于美国，使得美国霸权主义更具有进攻性、侵略性和冒险性。它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加紧推进新殖民主义，妄图把这些国家变为它的附庸国；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妄图把这些国家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建立由它主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纵观近2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对中国始终采取遏制和接触两手策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在运用接触策略时，除了惯用的“政治收买”、“思想文化渗透”等手段外，适应中国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还十分重视“经济参与”。也就是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在中国推进新自由主义。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著作《透视新世界》（2000年1月，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中说：“为了影响中国朝政治和经济进步方向的演变，美国应当进行努力，增加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参与。”他认为，中国的 “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消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前任总统克林顿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年9月和10月两期《背景材料》上发表了两篇讲话材料，主要是说美国要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美国发展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机会，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加速大型国营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以使中国做出美国所需要的那种“选择”。现任总统布什在 2003年 11月6日一次讲演中说：“中国己经发现，经济的自由能给国家带来财富。……能够控制自身财富的人们，最终将要求控制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国家。”前后三个总统的讲话不就明白告诉我们，美国要通过使中国国有经济私有化，实现其和平演变，让新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图谋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8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经济领域，美中之间还存在着分歧。还说，她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已多次表示希望中国注意来自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呼声，“不要忽视美国人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环球时报》8月22日）话语咄咄逼人，气焰也颇为嚣张。中国经济存在什么问题呢？按赖斯的思路，详而言之，可以列出若干个；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中国没有依照美国极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行事，离前举的三个总统的要求甚远。一句话，公有制经济没有全盘私有化。赖斯的谈话表明，美国统治集团又在对中国施加新的政治压力并“以压促变”了。
    就国内情况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存在着两种改革观的斗争。一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改革观，一种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改革观。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总是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诱导到新自由主义的轨道上去，其要害是把国有经济改变为私有经济。他们与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思潮遥相呼应，其言行媒体多有披露，兹不一一列举，其荦荦大者无非是：
    一、制造舆论。有的借助“洋人”或“半洋人”造势，如请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来中国讲学，传授其理论主张，并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建议，按其私有化主张进行改革。有的报刊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理论。1999年，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中国改革》月刊连发三篇“本刊评论员文章”，公然说。“非国有化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宣称：“非国有化的实质就是将国有企业产权由归属全体社会成员缩小为归属一部分社会成员或单个社会成员。”有的大学请香港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张五常作报告，一时掀起“张五常”热。此人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按科斯定理改造国有企业，主张“把国有资产变成特权者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
    二、为政府设计改革方案。美国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制订了“中国经济联邦制和私有化方案”。该方案主张以“经济联邦制”“发展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的“地方诸侯经济”。“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明晰”化，使国有企业股份化、私有化。有的海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常来中国讲学，提出对全部国有企业“釜底抽薪”的私有化方案。该方案主张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化—私有化，然后向国有企业逼债，迫使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等等。
    在这股私有化逆流的影响和冲击下，我们有的工作部门和某些地方政府，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严重干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一、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出现了“公退私进”、“国退民进”的浪潮。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是，2000年11月6日《中国信息报》发表的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文章《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控制性力量》。该文鼓吹，在我国工业部门的196个行业里，国有企业“必须”从146个行业中“撤离出来”，从而使1376万多职工下岗、转岗或失业。鉴于是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文章，许多人以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多家报刊予以转载或报道，在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引起了震动。有些地方加快了出售国有企业的步伐，国有企业的职工为此忧心忡忡。许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学者专家，严正地批驳了该文的错误观点。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真理的追求》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指出该文“在数据的运用上缺漏，以偏概全，歪曲事实；在基本观点上是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模式，主张把我国国有经济逐步集中到公共产品的狭窄领域．仅仅对市场起‘弥补’作用，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而将我国国民经济导向私有化。”但是，这种正确的声音未被重视，而新自由主义谬论仍然嚣张，“国退民进”的浪潮丝毫未受到遏制。此后几年，国有工业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国有经济从所谓“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大部或全部退出：过去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键行业和领域，由于外资和私人资本的大举进攻，所占比重也大幅度下降。
    二、国有企业改革中，实行“管理层收购（MBO）”，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私人腰包。
    “管理层收购”是指企业的高层管理成员，利用债务融资的手段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从而使其变为私人控制的企业。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曾广泛借鉴、采用这种形式，作为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重要途径。
    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受到新自由主义科斯定理的影响和冲击，一些所谓的前卫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大肆鼓吹采取“管理层收购”的办法来改革国有企业。他们立论依据多种多样，“产权不明晰”是其根本所在，说国有企业产权虚设，名义上“人人皆有”，实际上“人人皆无”，只有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头上，产权才算明晰；只有产权明晰，经营者、管理者才有积极性搞好企业。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于是掀起了一股出卖国有企业的风潮。企业管理层、私人资本家和地方政府官员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竞相购买。他们往往采用两种手段来压低价格，一种是设法把企业做亏，资产评估得很低；一种是切出一块资产，转移出去，再评低价格，然后通过向银行贷款收购企业。这样，使这伙人获得了最大限度利益，国有资产却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损失。有调查资料表明，重庆一家企业净资产达2亿元，居然以2200万元的价格卖给原来的经理，而且不允许职工以4400万元来购买，理由是那样做，产权还是不明晰，引起职工群众极大的愤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掀起一股“郎咸平热”。郎咸平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他调查了TCL、海尔、格林科尔收购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感到痛心。他指出，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管理层收购是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段，应该立法禁止。他的观点引起了社会的共鸣。据说网上对郎咸平观点的讨论的点击率高达20万人次，其中赞成郎咸平观点的达到90%以上。这就是“民意”，难道有关领导者不值得深思吗？
    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推动和影响下，多年来我国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优于、快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工业部门来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40%左右，加上外资企业，私有制工业的增加值占一半以上。占据优势的己不是公有制经济而是私有制经济了。从整个国民经济中公私经济的比重来看，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估算，目前个体、私营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3左右，如果加上占国民经济的13%的外资经济，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46%强，已经逼近50%的临界点了。再从各种所有制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按照《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 16.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14.2%，集体企业增长9.9%，私营企业增长22%，外资企业增长18.8%。私有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以上数据见马宾、李成瑞《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民进”必然造成“国退”。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都将丧失殆尽。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经济基础的核心，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一旦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丧失其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变质，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会蜕变。那时苏联和平演变的悲剧就会在中国重新上演。这是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反对利用新自由主义和平演变我国的图谋要预为之计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与防止和平演变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上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7页）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和尖锐的矛盾，为了从经济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首先，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用以武装自己的头脑，联系苏联和平演变的教训，认识国内外敌对势力从经济方面“促变”、“亡我”的危险性，提高抵御和阻止这种危险发生的自觉性和能力。
    其次，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防止和平演变的物质力量。要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以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实力和优越性来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制经济，使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第三，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要坚定地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产权理论，反对科斯的私有制产权理论，并以其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国有企业永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环球视野》）